钱伟长与钱学森、钱三强在一起（右起）。2002年10月钱学森为祝贺钱伟长90华诞，复制了这张珍贵照片赠送给钱伟长。

在苏州中学念高中的钱伟长。

1942年钱伟长博士毕业典礼后留影。

2002年6月钱伟长为上海大学毕业生授予证书。

　　钱伟长一生传奇而磊落，年轻求学时弃文从理，只因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他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时至晚年，他在上海大学倡导的学分制、三学期制都成为教育改革的里程碑……正如熟悉他的人所说的那样，“纯粹的爱国主义”是钱老的人生底色。

　　上海大学教授戴世强觉得33年前的镜头还在眼前。

　　那次学术活动，师叔钱伟长丝毫没有大学者的架子，和蔼可亲地打招呼，称他为老戴，并嘲笑他越来越大的肚子：“就快要赶上我喽。”

　　“就算赶上了你的肚子，也赶不上你肚子里的货。”戴世强的回答惹得钱伟长大笑不止。

　　他甚至开始策划2012年的国际流体力学会议，准备跟他的朋友和学生一起，借机共庆钱伟长的百岁寿诞。

　　“我原本以为，钱先生能活过百岁，如今，这一切成了泡影。”戴世强在博客里写到。

　　九·一八后“弃文从理”

　　钱伟长1912年生于江苏无锡七房桥村一个诗书家庭。因为父亲和叔父们皆为文人，钱伟长从小就浸淫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饱读四部备要和二十四史，以及欧美名著译本。

　　1931年，19岁的钱伟长，远赴清华大学求学，在四叔钱穆的建议下，他准备选择文史类专业。

　　但入学后，“九·一八”事件爆发，当时全国青年学生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抗日，这种爱国情绪激发了钱伟长。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弃文学理。

　　“我听了以后就火了，年轻嘛。我说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我要学造飞机大炮。我决心弃文学理。”数年之前，钱伟长回忆称，“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但入学物理考试5分的成绩让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把他拒之门外。随后一周的时间里，钱伟长执着的等候、说服让吴有训做了有条件的让步：试读一年，如果数理化有一门不到70分，就回文学院。

　　钱伟长曾在个人回忆录中感慨：“这是我一辈子中一个重要的抉择。”

　　钱伟长说他一门心思想着造大炮、造坦克，为国而战。一年后，他终于考到70分。毕业时，他成为了物理系中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

　　1935年，钱伟长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在吴有训的指导下做光谱分析。

　　为国家而留学

　　1939年初钱伟长经香港、河内到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授热力学。那一年，他考取了庚子赔款的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发，船运中断，改派至加拿大。

　　1940年1月，钱伟长等人被派往加拿大留学，但在上船后他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允许他们在横滨停船3天中可以上岸游览参观。

　　“我们同学当时决定，在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大半个祖国期间，不能接受敌国的签证，当即全体携行李下船登陆，宁可不留学也不能接受这种民族的屈辱。”钱伟长在回忆录中说到。

　　一直到1940年8月初，钱伟长等人第三次接到通知乘船去加拿大。他在甲板上起誓：我是为国家而去留学的。在太平洋航行28天，后改乘3天火车后钱伟长和同学一行抵达多伦多大学。

　　似乎老天要对钱伟长的民族气节做出嘉奖，他入校的第一天就发现他和导师辛吉在研究同一个课题，于是他们一拍即合，花了五十天的时间，完成《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随即将论文寄到了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手中。

　　因为这篇论文，钱伟长蜚声美国，这篇论文和爱因斯坦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共同发表在一本文集里，并得到爱因斯坦的赞誉。

　　两年后，他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学院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并与冯合作发表《变扭率的扭转》。冯·卡门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

　　这时的钱伟长在美国已经崭露头角，事业如日中天，前途一片光明，但抗战胜利的消息打破了局面——他执拗地想回国。

　　虽然历经波折，但以想念妻子和儿子为由，1946年，钱伟长回到国内。

　　1947年，钱伟长获得一个赴美从事研究工作的机会。当他到美国领事馆填写申请表时，发现最后一栏写有“如果中国和美国开战，你会为美国效力吗？”钱伟长填上了“NO”，最后以拒绝赴美了事。

　　“三钱”谱写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钱伟长开始从事行政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在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规划会上，中央组织400多位专家教授，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就在这次史无前例的大会战中，钱伟长和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总理赞誉为：中国科学界的“三钱”。

　　但回到国内后，钱伟长、钱学森两位大师从事研究都少了很多，成果远不如在美国时。除了行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