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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政府工作报告的承诺，让中国农民世世代代要交的“皇粮国税”即将成为历史。代表们在审议中认为，这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标志性转折，是走出几千年来农业税“先减后升”的“黄宗羲定律”的第一步。
与历史上的税费改革有哪些不同？
历史上，我国农业税重要的改革有四次：一是唐代的“租庸调”制；二是“两税制”；三是“一条鞭法”；四是“摊丁入亩”。每次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了原先改革目的反面。这就是著名的“黄宗羲定律”。
“与以往的改革相比，我们取消农业税的改革有三大不同。”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宣城市委书记方宁说，首先是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历史上的税改，农业税是国家财政的支柱，而今天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农业税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已经很小。第二是改革的指向不同。历史上税改的基本指向是：公平税赋，不让大户、地主逃税。今天我们是要彻底免除农业税。第三是改革的目的不同。历史上的税改是为了保证可靠的税收来源。而今天，我们是为了让农民休养生息，激发农村经济的活力。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农林厅厅长刘立仁认为，“取消农业税，终结了世世代代交‘皇粮国税’的历史，政治效应大于经济效应。对农民来说，是天大的好事情，将会带来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带来社会的稳定和谐。”
能否走出“先减后升”的怪圈？
取消农业税后，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干群关系也有了好转。但是，还有不少配套的工作要做。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党总支书记徐荣春说：“当前，农村发展还面临一些矛盾。比如，由于历史和客观原因，全国镇村两级债务总额超过2000亿元。当前，既要解决农民的困难，也要帮助基层政府克服因经费不足带来的困难。”
刘立仁代表说，农业税是地方收地方用，因此免征农业税对于贫困和欠发达地区，就带来了财政困难。这部分缺口必须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进行填补。同时，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精简机构改革，妥善处理分流人员。基层干部要从“收税”型干部向“发展经济”型干部转变。过去乡镇干部主要精力放在收税收费上，取消税收后，要把精力集中到发展农村经济上来。
方宁代表说，以往的税费改革不是“量入为出”，而是“量出为入”，越改负担越重。方宁认为，当前，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相当小，国家主要依靠二三产业来积累财力。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我们有能力用工业来反哺农业。全面取消农业税，就是一个标志。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再加上配套的改革，“我们一定会走出‘先减后升’这个怪圈”。
公共财政的阳光能否照亮农村？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水利厅厅长吴存荣说：“过去有一个口号叫‘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教育人民办’。其实，这些钱是应该由政府公共财政来掏的。”农业税取消后，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制，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大地，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程。
方宁代表说，这项新的事业有大量工作要做。县乡两级要向农村提供义务教育等多种地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所履行的事权，大都是刚性强、所需支出基数大、增长快、无法压缩的。
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胡平平代表说，以教育为例，免除农业税后，县级财力加上转移支付，仅够保基本工资。胡平平认为，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关键是在完善“以县为主”管理体制的同时，积极推动建立各级政府按级分担的投入机制：
——要以中央为主，建立稳定的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保障机制。按教育部公布的全国中小学教职工年平均工资13293元计算，全国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每年约为950亿元，占当年中央本级财政收入7.4%，中央财政只要调整支出结构，每年可控财力的增量部分用于这一块绰绰有余。
——以省为主，中央给予补助，建立农村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机制。目前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大量的危房。对于广大中西部来说，靠自身力量显然无法解决，须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
——合理界定农村义务教育债务主体，制定切实可行的还债计划。农村“普九”期间义务教育债务十分沉重，仅安徽省就达20.3亿元。中西部其他省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债务问题。各级政府必须尽快对债务逐项进行核实和分类，明确债务主体，制定偿还计划。
随着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基层干部要由“收钱人”向“发钱人”转变。现在不少乡镇农税征收机关已承担了发放“粮食直补”任务，成为服务“三农”的窗口和重要阵地。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农民增收减负的长效机制，中国将呈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崭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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