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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26个部、委副部长座谈会，讨论给待分配干部尽快安排工作问题。胡耀邦在会上强调，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少数干部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 2月18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对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各项文件进行讨论，通过了准备提交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10年规划纲要(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2月24日至3月8日，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决议，一致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 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16个月来的工作，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由于受“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报告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估计不足，急于求成，提出了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这个方针的执行，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后果。这次大会选举叶剑英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 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作重要讲话，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基本原理，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强调在我国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的必要性，彻底驳斥了“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种种谬论。华国锋作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强调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直接需要，也是在全国范围内造就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亿万劳动者，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战略任务。大会制定了《1978年至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表彰了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号召大家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9月19日，党中央批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同时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到11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已全部完成。随后，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在1980年基本结束，改正的占原划“右派分子”总数的97%以上，余下的改正工作在继续进行。 4月20日，中央作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30条》) ，发到各工业管理机关、各工业交通企业试行。这是当时指导工业交通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文件。 4月22日至5月16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讲话要求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指出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这篇讲话，为新时期的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月27日至6月6日，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韦国清在会上作报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讲了话。邓小平在6月2日的讲话中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是做好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有力地支持了正在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前，依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这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虽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在不少场合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加以压制。但是，这一讨论受到党中央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多数同志的积极领导和支持，讨论在全国逐步展开。从6月到11月，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根据宪法规定，重新设置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互相配合，又相互制约，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 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并宣布全国文联正式恢复工作。 6月9日，我国外交部发表《关于越南驱赶华侨问题的声明》，指出早在1977年初，越南就在与中国毗连的省份推行“净化”边境地区的方针；同年10月，越方即开始在越南西北地区驱赶华侨；以后又逐步扩展到大批驱赶越南北方的华侨。声明严正抗议本年4月以来越南大规模的排华反华运动，指出这是越方追随苏联反华、破坏中越关系的一个严重步骤。到5月底，被越南驱赶回国的华侨达10万余人。他们受到祖国热情关怀和接待，政府对他们作了妥善的安排。 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 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港澳工作会议预备会情况的报告》。中央批示，“港澳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套国内的做法。”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小组协助中央掌管港澳工作。 8月16日至9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分三批召开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汇报会。胡耀邦在会上强调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是个战略问题，要走群众路线才能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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