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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1981至1988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他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等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30年前,在邓小平主持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刘道玉作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出席了那次会议,负责会议的记录、简报和与会代表的生活问题。
那次会议,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召开的?会上要求恢复高考的说法究竟是怎样出台的?邓小平当时说了哪些话?近日,在武汉大学家属区记者专访了刘道玉。
老百姓说,他们不怕考试
长江商报:今年是恢复高考制度30周年。作为老一代的教育学家,您亲历了恢复高考制度的前前后后。1977年,您在教育部工作。当时,社会对于高考是怎样的态度?
刘道玉:1977年4月时,我还在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期间,被抽调到教育部筹备教育工作。去教育部做“临时工”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研。我到江苏、辽宁、天津、北京等地的基层,目的就是想听听各地百姓对高校招生工作的想法。
我每走到一个地方,当地群众不约而同地提出要恢复高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北京顺义县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他对我说:“我们工农兵最不怕考试,我们想恢复高考。”作为农村基层的一个普通干部,他都在为要恢复高考呐喊,可见当时要进行招生制度改革是多么迫切。
恢复高考前,上大学不要考试
长江商报:在未提出要恢复高考制度的那几年,我国的高校招生是什么样的状况?
刘道玉:1971年,当时的国家科教组被“四人帮”把持,在当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抛出了“两个基本估计”,对新中国解放以来到1966年这17年间的教育工作全盘否定。1977年恢复高考以前招生模式可以概括为16字:“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就是说每年的招生计划分配到各大学,各大学再通过各省教育部门,面向工农兵招生,采取自愿报名,然后由基层领导审核,不需要通过考试就可以上大学。这种招生最大的弊端就是不能保证生源质量。
我圈定了15个代表
长江商报: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教育工作座谈时,是您从全国各地高校圈定15个名单。这15个代表您是怎么样确定的?
刘道玉: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他准备召集科学院、教育部召开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科学界派15个代表,教育部门也派15个代表。当时我已是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教育部门的15名代表就是我负责圈定的。我圈定的这些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敢说真话。我选中了北大校长周培源、清华大学张光斗、复旦的苏步青,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等,他们最了解当时高等教育的情况,工作经验也很丰富。
邓小平当场拍板:今年就恢复高考
长江商报:还记得邓小平在会上说了哪些话吗?
刘道玉:会上,有专家提出要恢复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落实国家科委干部政策,尽快制订国家新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邓小平当即插话:“国家科委必须马上恢复,会后就着手解决,事不宜迟。”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查全性教授与我商量时,我们认为应该推倒“十六字”方针,恢复统一高考。第四天,查全性在会上提起推倒“十六字”方针的发言得到邓小平的高度?定,当时就拍板:“今年就恢复高考。”会上有人提出,当年的招生工作会议开过了,但邓小平说:“开过了,还可以重新开嘛。”
长江商报:现在回过头来,您怎么看待那次会议?
刘道玉:那次会议,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恢复了高考制度。但很多人只知道会上提出要恢复高考,却不知道那次会上专家们还提出很多想法,比如加强基础科研、让教育部放权等,有些已经在实施,但有些观点至今仍没有落实到位。
仅考数理化,韩寒上不了大学
长江商报:恢复高考已经有30年了,最近也有人提出要进行改革。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您认为这种制度有没有弊端?
刘道玉:当年的恢复高考制度,到现在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最大的弊端就是教育部“统”得太死:统一出题,统一划线,统一考试,还保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
另外,在考试内容上,也主要停留在对知识的考查,而忽略了学生素质的考查,比如学习能力、创新能力,都没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长江商报:这些年,教育部门也有一些改革,比如说允许部分院校自主招生。
刘道玉:自主招生的确是一种改革,但总体来说力度太小。
目前,全国只有59所高校具备自主招生资格,而且其招生数量也太小,只占各校总招生计划的5%左右。全国各地有特长的学生很多,比如说韩寒,如果仅考数理化他可能考不上大学,但我国目前的大学生中有多少人能写出小说来呢?
长江商报:那么您认为高考招生应该朝哪个方向改呢?
刘道玉:首要的一点,是教育部应该放权,高考可采取分门别类的考试形式,如重点大学可以自主负责考试和招生。
同时,从全国范围来看,高考还可以分区实施考试,经济、教育发达地区联考,如华中地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联考;特殊院校(体育、艺术等)联考。
在考试形式上,也应该有改革:可以考虑从统一到分散,从一次到多次,从单一笔试到笔试与口试相结合的形式;考试内容上,也应该从考知识至考素质的方向转变,从完全以分数录取到按照综合素质的标准录取学生。
国内大学与国际一流大学差距30-50年
长江商报:您曾当过武汉大学的校长。以一个校长的眼光来看,您认为中国目前的大学与国际一流大学有多大的差距?
刘道玉:我认为,至少有30-50年的差距。
长江商报:主要差在什么地方呢?
刘道玉: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差距。目前,我国大学中能够领导一门科学学派的人太少,没有国际影响力。在科学研究上,缺乏原创性的基础科研,大部分的研究都跟着别人追赶,在世界上由我们自己提出的研究突破几乎没有。另外,我国每年高校人才数量不少,本科毕业生、硕士毕业生数量都在世界前列,但真正杰出的人才并不多,这也是导致我国高校在世界上排名不靠前的原因之一。
长江商报:依您所见,我国高校还应该做哪些努力?
刘道玉:最主要是“大学精神”的转变,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应有“怀疑、批判”的意识,这样才能不断地进步。应该推行创造性教育,培养创造型人才,将“教育”与“创新”结合起来打造高校教育。
历史再现
我突然接到教育部的通知
1977年4月初,一天,我突然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说要借调我去参加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间多长,没有说明。
4月15日,我忐忑不安地到教育部报到。我被安排在办公大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住了下来,室内有一张3尺宽的木板床和一套卧具,一个办公桌,一套普通双人沙发,一个文件柜,一个书架,一个洗脸架和面盆,两个热水瓶。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我突然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那时,教育部党组成员9人,正副部长6人,除我以外,其他人都没接触过大学里的工作。因此,凡是涉及到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一律压到了我的肩上。
1977年8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了科教座谈会,这是他复出以后第一次公开参加的重要活动。这次座谈会,无论是对于邓小平本人还是对科学和教育战线来说,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成为中国重点大学最年轻的校长
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国务院对武汉大学校长的任命: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经中央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说实话,在接受这一任命时,我心里是忐忑不安的。我在想,武汉大学是名牌老校,前14任校长,不是学术贤达就是政界名流,然而,我还是一个小小的讲师。
全国高校首推学分制
武汉大学学分制的试验工作,实际上是从1980年开始的。我们选定历史系和物理系作为试点,分别摸索文科和理科实行学分制的方法、问题和经验,我本人具体抓物理系的试点工作。
1981年秋,学校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对各系的教学进行了大检查,特别是对历史系和物理系试行学分制的情况进行总结。通过对比发现,在这两个系进行的学分制试点基本上取得了成功。与没有实行学分制的系相比,十分明显的变化是:学生们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学习兴趣广泛了,知识面也拓宽了,教师开设新的选修课的积极性也增加了,并且由于学生的自由选课而导致了教师们的积极竞争。
基于学分制显示出了诸多的优越性,于是学校决定:自1982年秋季起,在全校全面推行学分制。这是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第一个经过试点而全面实行学分制的学校,所以备受世人注目。
首推校内转学制
1981年起,在校内实行转学制度。
我是如何萌发创立转学制度的想法呢?这要得益于我和大学生之间的沟通……除了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外,还常常收到他们写给我的信件……对我震动最大的是当时生物系的1979级的学生田贞见的一封信,他写道:
“亲爱的校长:当我写这封信时,我简直苦恼到了极点!我自幼喜爱文学,做梦都想当一名作家。然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却把我录取到了生物系,尽管生命科学是当前的热门,可是我对它却没有一点兴趣。每当我学习解剖课时,我想我也是一只兔子,现在不也是被放在砧板上,被人用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宰割吗?校长,请你救救我,不要把我再当作兔子……”
看了这封信,我的心情难受极了……为什么要强迫学生学习他们不喜欢的专业,又为什么不允许人们选学他们喜爱的专业呢?我切身体会到,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尊重学习者志趣的教育是屠宰心灵的教育。这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禁区一定要打破。于是,我批准田贞见转入中文系学习,他如鱼得水,学得生动活泼。
我校实行的转学制度,是广义上的转学制度,在尊重和保护学生兴趣的前提下,允许学生不仅在系内各专业之间转换,而且还允许学生在系与系之间、文理科之间,甚至是校际之间转学。例如,中文系78级学生徐传毅对数学有着特别的爱好,他转入数学系以后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被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录取为研究生,别人需要5年才能获得博士学位,而他5年却拿到了应用数学和物理学两个博士学位。更为荣幸的是,他毕业后立即被斯坦福大学数学系聘为副教授,这不能不认为是他的实力的体现。
8年唯一破例为不及格学生颁毕业证
另一个转学的学生王小村,可以说是一个怪才,关于他,还有一段既使我为难又使我感到骄傲的故事。
他原是历史系77级学生,不安心本专业学习,却执著地对神农架的野人感兴趣,他要求转到生物系学习……经过生物系教授对他的考察,他的确掌握了生物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于是同意他转入了生物系。但是,他不太重视课堂学习,主要精力放在野外考察和业余科学研究上。到了毕业时,他有两门必修课不及格,按学籍管理规定,只能发给他大学结业文凭,而不能颁发毕业文凭,更不能授予学士学位。对此,他并不服气,拿着一大摞调查报告、研究论文(包括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找我,他问道:
“校长,是分数重要还是论文重要?”
“两者都重要,不过一般来说,分数是考试知识的记录,而论文是研究能力的体现。”
“校长,你一贯提倡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放在首位,学生自认为符合校长提出的要求。因此,希望校长特批,准予给我颁发合格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证书。”
……作为特例,我批准给他颁发了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这是我任校长8年中惟一的一次破例。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北省肿瘤医院癌肿研究所工作,应当说这很符合他的特长。
全国首推奖学金制
解放以后,我国大学实行免费教育,同时设立人民助学金,以解决部分家境贫寒学生的生活困难。这种制度虽然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国家负担过重,它与我国高等教育要从精英化(指少数人受教育)向大众化进而向普及过渡存在尖锐的矛盾。同时,人民助学金制度,只有“助”没有“促”,只评“困”而不评“优”,不能从根本上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特别是不能激励那些虽说经济并不困难而成绩优秀的学生的创造性。
我校于1987年向国家教委提出申请,要求在全国率先实行贷学金与奖学金相结合的制度。国家教委批准了我校的申请,并委托我校代拟贷学金(试行)条例。国家教委审定了代拟的条例,并转发各大学参考和征询意见。
在我校制定的《贷学金条例》(试行)中,把贷奖分开,经济困难的学生申请贷学金,学习优秀的学生申请奖学金。同时,在贷学金中也体现了贷与奖相结合的原则,以便促使贷学金者作出贡献。条例中规定:毕业后5年内,凡获得国家科学发明者,获得省以上劳动模范者,直接参加国防现代化建设者,自愿到贫困边远山区建设者,自愿到县以下生产第一线工作而且成绩突出者,只要符合以上条件之一,可免予偿还贷学金,准确地说,是由学校代其向银行偿还贷学金。这项措施是值得的,学校并不在乎偿还这一笔贷学金,倒希望越多越好,无论对国家或对学校都有好处。实际上,这是拿钱买名牌,是创建名校工程的需要。
(以上内容节选自刘道玉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转自2007年06月07日长江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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