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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60年弹指一挥间,曾经的青春少女,如今已是耄耋老人。然而回忆起开国大典,81岁的辛玉明依旧激动万分。她唱起了军歌,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她眼含热泪,仿佛回到了60年前那振奋人心的时刻。她说,那是一次新中国、新生命的演示。
开国大典我是学生旗手
华北育才中学进京后,按照要求,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校长是彭文,副校长苏灵扬。辛玉明与她的同学们不仅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更不断接受到优秀的文化艺术熏陶。几个月后,一个更大的喜讯传来:开国大典时,她要站在学生游行队伍中接受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检阅。
“大约国庆前半个多月的时间吧,我们接到通知要组织学生方阵,接受检阅。由于我年龄稍长,个头高,老师安排我作为旗手之一,站在队伍的前列。”辛玉明她们开始了认真的准备和训练,课余时间,同学们缝国旗、糊纸旗,操练仪仗队。尽管不像部队战士那样专业,但他们都像战士那样要求自己,走正步、齐步,一板一眼,力求完美。“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演练,而是一次新中国、新生命的展示。”
10月1日,早上七点钟,辛玉明和同学们在校门口集合后,敲打着锣鼓上路了。“从学校出来,穿过西单,路两旁早已挤满了观看游行的市民。因为来参加开国大典的各地群众太多,各行各业的队伍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向北京中心。我们跟在人海里,走走停停,一直到上午10点钟左右才到达天安门广场。”1949年10月的天安门广场,没有任何建筑物。开阔的广场原本有很多垃圾,为了举行开国大典,有关部门组织了多次义务劳动,上万人利用节假日休息的时间义务到广场上清除垃圾,把这片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的广场清整干净。“我们的位置在天安门广场中间偏右,进入场地以后,大家席地而坐。周围有军人队伍、工人队伍、农民队伍、学生队伍,每个方队都带着锣鼓,敲打着、庆祝着。后来大家自发拉歌,一个方队接着一个方队唱下去,天安门广场上歌声起伏,人民当家做主人的喜悦感染着天空和大地。”
下午3点,开国大典正式开始。人群沸腾了,掌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个人脸上都挂满了泪水,人们都激动地向毛主席挥手,向领导人挥手。我站在比较靠前的位置,能看见毛主席,但还是恨不得穿过金水桥挤到毛主席的身边仔细看看他。从老区来的同学们跟我一样兴奋。”阅兵开始,头顶上忽然有飞机飞过,辛玉明下意识地摸了下自己的脑袋。“飞机从天安门飞过,从我头顶飞过的时候,我恍惚回到了抗战时期的太行山区。日本人的飞机曾在我的头上盘旋,他们呼啸着撒下传单,扔下炸弹,然后放肆地飞去。而今,从我头上飞过去的是人民解放军,是我们自己的空军。”辛玉明从回忆中清醒过来,兴奋激动地欢呼着。
“游行开始,终于等到我们接受检阅了。同学们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每个人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高喊着。主席每一句都回答,我们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主席就回答:‘人民万岁’、‘青年学生们万岁’!主席从观礼台东边一直走到西边,我们喊一句,他就回答一句。”辛玉明不知自己何时已是满脸泪水。
鲜为人知的故事
刘思齐没能参加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时,有两件小事一直令我记忆犹新。第一件事是,毛岸英后来的妻子刘思齐当年没有参加开国大典游行。”1949年,还是青年学生的刘思齐已经与毛岸英建立了恋爱关系,在辛玉明的同学当中,大家都知道,刘思齐正在和毛岸英谈恋爱。“开国大典的游行本来是有刘思齐参加的,但当天她却没有到场。同学们当时就在私底下议论,认为她搞特殊化,这么重要的场合还敢缺席,太不像话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大家都错怪她了,原来她当时患了阑尾炎,正在医院做手术呢。”在辛玉明印象里,刘思齐身体一直不太好,但她学习成绩很好,人又聪明,喜欢读书。“她的确跟我们不一样,那个时候她就在读《资治通鉴》,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都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看那样的书。她还读小说,向我们介绍苏联文学,应该说,她身上从那个时候就有不同于他人的气质。”
“另外一件小事,就是女学生的游行方队里面有几个‘寸头’。”辛玉明忍不住笑起来,“我们从山区搬迁到北京后,按照学校要求,女生统一剪短发,齐到耳边。游行那天,每个女生都穿着统一的制服,天蓝色的上衣、白裤子、黑布鞋、白袜子。这样的装扮,不施粉黛,也青春靓丽吧。可是,我们队伍里却有几个‘寸头’,从远处一看,就像女生队伍里面混进来几个男生。”原来,在老区生活的时候,居无定所,洗头发不方便,很多女生怕长虱子,于是就狠心把长发剪掉,像男生一样留着很短的头发、甚至是光头。结果到了北京之后,头发一时还没长出来,但听到要参加开国大典,要见毛主席,就算头发再短也要去啊。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国庆游行队伍里的“绝无仅有”了。本版撰文记者马樱健
辛玉明,81岁,原在市委组织部干部处工作,“文革”后调到天津师范大学组织部,1985年离休。
1949年春
我随华北育才中学进京
华北育才中学合并到北京师大附中前,学生主要是中央和华北局党政领导子弟及烈士子女,如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志,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周扬的女儿周密,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马本斋的侄女马国凤等都曾经是辛玉明的同班同学。
1949年春,北京解放不久,曾任华北育才中学副校长的郝人初从北京回到原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他给同学们带回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同学们,我们要去北平了!”
辛玉明当时还是育才中学的一名中学生,听到郝人初校长说到“北平”,所有同学都高兴得欢呼起来。“我们就要告别麻油灯、稻草炕的日子了,我们就要到大城市了。”
辛玉明出生在革命老区太行山,小时候她只见过山区的村村沟沟,后来考上晋察冀边区联中,大城市是什么样儿,她只能靠想象来描绘。其他同学也跟辛玉明一样,农村、田野见得多,电灯电话只是听说。“大家兴奋起来,互相谈论着大城市该是什么样儿。有的同学说,北平有电车,挂在电线上就开动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就在心里琢磨,电车怎么就挂在电线上呢?难道说在墙上有一根铁丝,挂上个车厢,就沿着墙边儿开起来了?”老师们反复对同学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除此之外还提醒部分同学要改掉身上部分农民习气,规范行为举止,特别提出少数同学要改掉骂街的习惯。
1949年3月4日,全校师生集体出发。“解放了,胜利了,咱们不用走夜路了。”步行三天之后,辛玉明跟同学们到达了保定城。华北局派来了专门接他们的卡车。老师和同学都挤在卡车上,一路兴奋地看着路边的景色。进入宛平,老师告诉他们:就快到卢沟桥了。
“一说起卢沟桥,我就立刻想起了抗战时期在山区里面扫荡的鬼子。”可是此时,卡车经过卢沟桥,桥上的小狮子仿佛都在对辛玉明她们咧嘴笑着。辛玉明想数数究竟有多少小狮子,可是心里面只顾着高兴,一不小心就数错了。车到北平城外,迎面走来了一队当兵的,走近一看,是傅作义部正在撤出北京。“那些士兵垂头丧气、无精打采;而我们却个个精神饱满、兴高采烈。北京,我们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