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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网讯:52年师大老校区搬走了。在八里台,这一片地方不久后或许会被蓝色的金属围墙圈起来,像2005年的八里台文化市场搬迁一样,老师大的消失,间接地为八里台文化圈的消解提供了新的可能。也为新大学城提出了新的使命。
代继耕耘的八里台文化
2005年10月,八里台新文化市场拆除。之后商户搬到不远的一幢楼里,被称为“八里台新文化市场”的商场开业了。当时,老八里台文化市场的地段空出来,成为媒体回忆的焦点。
“八里台”有文化,坊间曾一度有这么个说法。南大、天大、师大,外加上新文化市场、琴行、书店、音像店,还有数不清的留学生和神头鬼脑的文艺青年——老八里台是这个城市文艺符号,它高端、商业、学府,有着热情洋溢的年轻气息,与四通八达的八里台立交桥混合在一起——早年间,天津著名民谣歌手张振海曾写过一首歌曲——《大桥下面》,大桥说的就是八里台立交桥,它的打口带、书店和唱片店曾影响了一代文艺青年。
师大见证了八里台的成长,与之相关的还有南大和天大。八里台文化依仗着学府气息生存。在师大搬迁之前,三个高校上万名学生给八里台文化带来了丰厚的多元与交融。一位原师大的学生回忆,外地学生入校后,很快便能适应天津的生活,因为三个大学的外地生员,一届又一届地“耕耘”了许多年,实际上在八里台这片区域已经建立起足够的包容性,包括吃、用,以及对本土的适应,都能在短时期内很好地解决。
“比如南方男生晚上会在女生楼下弹琴唱歌,这样的举动北方学生可能不适应,但如果有人敢这么做,它会迅速流传开来,并成为三个学校共有的风景。”他说。
这种学校之间的文化流通,在八里台高校“三足鼎立”的年头很常见。“一支南大的校园乐队开始听翻唱张国荣专辑里的歌曲,很快师大、天大的乐队就都会去唱,有很好的交流。”曾在南大组建过校园乐队的张广说。
搬迁打破的“三校”传统
“外国的专辑”来自八里台新文化市场的打口碟。这个天津摇滚素材的发源地,曾经影响着这座城市的无数地下摇滚人,他们与大学院校形成一个输入、输出的局面——打口碟输入到学校,再由学校内的先锋人士输出,继而扩大到民间群体。
这便是一条“链子”,八里台在高知、另类、前卫、先锋中成长。到了现在,那个曾经文艺的文化市场变成了一座商城,少了露天大棚的淘货氛围;师大也彻底搬走了,原先高校三足鼎立的局面,现在少了一个。
于是,链子断了。尽管现在还能在八里台周围找到不少文艺青年出没的咖啡馆、电子乐酒吧和私人书店,但八里台却少了当年的热血和多元,变得越来越浮躁了。
其实,在2005年新文化市场搬迁的时候,很多人带有的伤感,还是仅仅集中在这个市场给八里台或整个天津输送的前卫文化——断掉了。而现在,师大的搬迁则为“三校鼎立”的局面画下了不完整的句号。
一位大学教师感慨那时候“八里台大学城”。“学生们会主动打听其他两所学校的课程安排,特别是有名教授的阶梯教室课程,然后根据自己喜欢的科目和教授,去蹭课‘选修’。”她说,当时这样的气氛很浓,三个学校的学生相互之间都会有交流,一个教室里有其他学校的学生,能证明这个老师的课有魅力。
“这是一个传统,但一个学校搬了,传统就会被打破或更改。”老师说得很惋惜。
大学城的新文化使命
师大的搬迁,和新文化市场搬迁有相同之处——某种输入改变或不存在了。可以说,与师大一起搬走的,有让另外两座大学男生刮目相看的美女学生、曾经傲然天津高校圈的食堂,还有那些老教授的课堂。
“师大的新闻系有名,有很多好的老师,但现在想去听,就得跑到很远的地方了。”一位天大的学生说;与此相关的说法还有,“原先三个学校在一起,高校区很有‘西南联大’的派头,现在虽然不能说不好,但从交流层面讲,显然是不足了。”
现在的八里台,还剩下南大和天大两所大学。在师大搬迁前的几天里,不少“外校生”也赶来拍照。对与他们来说,师大的搬迁让八里台高校圈变得不完整,从人文角度讲,八里台文化在2010年7月9日后,又少了一个支撑点。
与此相应的是,师大、工大、理工组成的新“大学城”在市郊蓬勃地扩张,于此建立的是周边商业高速发展——那里有望成为这座城市新的文化地标。但师大矗立于八里台52年,南大天大则更早,它们所建立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早已根深蒂固。一个老大学区用半个世纪聚拢它的人文气息,并辐射整个城市——这并不是一个新规划项目几年就可以具备的。
那位大学教师喜欢新的师大校区和大学城,但他也对新大学城的人文环境,较之现在的八里台大学区做出对比:“师大搬进新大学城,改善了环境,是件好事。但至少目前看来,大学城还只能是学校、商业、置业、基建的零散拼凑,它所令人期许的,是新的文化融合与新生活方式的输入,而在区域文化的输出上,还远未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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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留下一部分老校区做研究生院呢?文脉断了,大学何以存?
搬走了就没了大学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