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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网讯:孙伯?,200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公安局即从事预审工作。他认为,法律是兼具理性与感性的,预审员身为执法者,工作本身还是一个“对人”的工作,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做法可能会取得不同的效果。有时,“审人”的人多些尊重,多些真情,可能会产生预想不到的效果。预审效果还可以通过对嫌疑人“为什么要犯罪”的调查,收集和分析类似案例,对如何预防类似犯罪提供建议,从而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破获积案被害人妻子当场跪下
孙伯?曾经在一次讯问中,因为对嫌疑人表达出的尊重和真情,使得对方在感动之下,主动交代了自己之前犯下的陈年大案,让一名多年蒙冤的当事人家属在十多年后洗清了自己的冤屈。
在和嫌疑人的接触中,孙伯?一直坚持一个原则:要平等地对待嫌疑人,给他们应有的尊重。当时是一起抢劫杀人案的嫌疑人被提讯,这名嫌疑人曾经坐过10年牢,出狱后再次犯案被抓。他进来时,披着件衣服,孙伯?注意到这人的神态不太自在,好像一直想要遮住自己的手臂,就顺手“帮忙”,用嫌疑人的衣服把他的手臂盖住。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小细节,却赢得了嫌疑人的好感。原来,这名嫌疑人的手先天有点畸形,他一直不愿意把自己的这一缺陷暴露于人前。坐下之后,嫌疑人不但很快承认了这起案件中的犯罪事实,还主动交代了十多年前自己伙同别人犯下的两起抢劫出租车杀人案。后来孙伯?问他,为什么这么“爽快”?这名嫌疑人说:“我是因为杀了人进来的,罪该万死,你还把我当人看,我觉得你这个人行!”
孙伯?随后赶赴河北省,对这两起陈年大案进行现场取证。由于时间久远,取证工作十分艰难。但是最终证明这名嫌疑人所交代的犯罪事实成立。由此破获了两起杀人积案。这时,队里给他打电话,说:“你早点回来,我们等着给你庆功呢!”孙伯?想的却是: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应该找到当年案子里被害人的家人,告诉他们案子破了,让他们心里踏实。其中一起案子的被害人家属,相对顺利地找着了。而另一起案子的被害人家属,找起来却非常困难:被害人原先住在县城周边村庄,当时已经拆迁。孙伯?把当地居委会的大爷大妈全都发动后终于得知:被害人的妻子现在在县城的一个电器城上班。
孙伯?找到了她。当他把“案子破了”这个消息说出来后,对方的脸突然一硬,然后僵在那里,眼泪无声地滚落下来,随后才闷闷哭出了声。等情绪稍微平复,她才跟孙伯?说:“你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丈夫死得不明不白,我一肚子委屈说不出啊!”原来,丈夫被杀后,一直没有找到真凶,婆家迁怒于她,怀疑她在外面勾引了别的男人,一起害死了自己的丈夫。她背着“奸妇”的名声被迫改嫁,一直生活得非常痛苦。被害人的妻子又提出了一个要求:“现在终于知道我的丈夫是被谁杀的了,我请求你们跟我去家里说一下,还我个清白。”孙伯?在她的带领下来到了被害人母亲的住处(被害人父亲已去世)。一进门,被害人的妻子就跪下了,跟自己以前的婆婆说:“妈,十多年了,你们真冤枉我了,您儿子是我丈夫,我怎么会害他呢?”
后来这件事在当地传开,当地老百姓也都对天津的警察赞不绝口。孙伯?问过被害人的妻子:赔偿这块你还要不要,开庭那天你来不来?被害人的妻子表示自己什么也不要,开庭也不会去,只希望法院判决结果出来后,孙伯?能给她寄两份判决书,一份自己留着,一份在罪犯被执行枪决的时候,在坟头上烧给前夫。
动之以情挽救18岁贩毒女孩
孙伯?曾经办理过一起贩毒案。案件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是个18岁女孩,由于共同参与了犯罪,法律罪责应与主犯相当。孙伯?第一次见到她时,女孩的形象特别叛逆:染着黄发,戴着一排耳钉。说话时从来不拿眼看人,全身散发着“破罐子破摔”的“气场”。孙伯?没有放弃这个女孩,因为他透过她故意装出的强硬外表,感觉到了她内心的脆弱。
他努力尝试和女孩沟通。在一次提讯中,女孩突然说了一句话:“我亲妈都不管我,你们想管我,你们说我能信吗?”这句话成了孙伯?的突破点:女孩为什么突然提起她的妈妈,她的成长经历里到底发生过什么,让一个花季女孩对人生决绝至此?孙伯?试着探询女孩的经历。原来,女孩的父亲去世很早,母亲为生活所迫,每天忙于挣钱养家,在心理和精神上疏忽了对孩子的关心,母女感情产生了裂痕,结果女孩越来越叛逆。这时候母亲不但没有改变对孩子的教育方法,反而觉得自己付出很多,女儿却这么不听话不上进,对女孩经常打骂。结果恶性循环中女孩对生活更加失望,开始流落社会,上网吧进歌厅,认识了本案的主犯。主犯看女孩年轻漂亮,自己又需要个帮手,就用豪华的物质条件引诱女孩,让她与其姘居,后来又引诱其吸毒,并最终走上了贩毒的犯罪道路。
女孩一度也想回头。一天晚上,她在一个十字路口给母亲打电话。女孩后来说:“当时我妈要是来了,我肯定会跟她回家。她来领我,我也许就不会这样了。”然而,因为极度伤心失望,那天晚上母亲没有来。了解了女孩的背景,孙伯?心里有了谱:“这个疙瘩可以解,而且一旦解开,将对这个家庭和女孩的人生有很大帮助。”孙伯?没有继续和女孩谈案情,而是先跟女孩说:“你说妈妈抛弃你,我不信。这样吧,咱俩打个赌,你给你妈写封信,我相信她一定会管你的。”女孩同意了,开始给妈妈写信,自然而然写出了母亲当时给她的压力,写着写着女孩就哭了,在信里写下了“妈妈我错了”几个字。孙伯?又找到了她的妈妈,劝告说,你在你女儿的成长中和她并没有平等交流,她走到今天,你的教育本身也存在问题。等“火候”差不多了,孙伯?拿出了女孩写的信。女孩的妈妈看了信之后,放声大哭,问孙伯?自己能不能见见女儿。
孙伯?请示领导后,安排了这对母女会见。会见的效果非常好,母女之间沟通的渠道完全打开,说了很多心里话。之后有了妈妈的关心和支持,女孩对案子的态度也完全转变了,对于调查非常配合,和主犯划清了界限。女孩终于明白:那个男人是在把自己带向地狱,妈妈和预审员却在努力为自己的生命寻找阳光。女孩不但详尽说明了整个犯罪过程,还提供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账单,帮助司法部门把主犯贩毒的“上家”、“下家”给一锅端了,该案涉案海洛因近8公斤。女孩对这起贩毒大案的水落石出,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案子被移送检察院后,孙伯?跟进女孩的情况。他把女孩的立功表现,向检察院进行了说明,还强调了女孩从未成年时开始,就被主犯引诱欺骗着走上犯罪道路的经历。最终,检察院和法院认可了女孩的立功表现,女孩从和主犯共同犯罪,变成了胁从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主犯被判处死刑。
挨个“对号”解除无辜者嫌疑
在蓟县曾经发生过这样一起案件,案情其实很简单:被害人小刘和母亲一起到网吧上网,遇到了本案的主犯小王。小王当时喝多了,进来找人,因为网吧过道窄,就和小刘撞到一起发生纠纷,自小习武的小刘一拳打中了小王的额头。小王非常气愤,掏出刀来就把小刘给捅了。结果捅在肺部,小刘跑出网吧没有多远,死在了街上。案情虽不复杂,但问题出在当时也在场的小张身上。小刘的母亲现场指认:当时除了小王的两名朋友帮助按住了小刘,小张也参与了。小张自己的口供却是:自己认识死去的小刘,也认识捅人的小王,当时自己是过去劝架的,想把小刘拉走。
小刘的母亲还提供了一条线索支持自己的指控:她在网吧隔壁开鞋店,当天曾经有人往店里打电话,和她的儿子小刘发生争吵,对方表示要来和儿子打架。后来查明这个电话是小张用手机打的。还有人证明,当天小张确实叫了几个朋友,说是要去网吧找人打架。小张也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当天下午他两次往网吧打电话,想叫网吧的人帮忙找个人。可是接电话的人态度很不好,于是两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他就叫了朋友想去“教训”对方一下。到地方了才发现,因为网吧就在小刘家鞋店的隔壁,是他拨错号了,而且他本来就与小刘认识,于是就悄悄让大家散了,自己转去网吧上网。小刘和小王发生纠纷时,小张潜意识里觉得之前自己误会了小刘,有点对不住他,才过去拉架。
小张说自己是去劝架的,被害人小刘的母亲则坚称小张也参与了按住小刘。而杀人主犯小王酒醒后说自己对当时的情况已经记不清了。“帮助”小王的两个朋友则在逃。于是没人能证实小张到底是去“帮助”小王,还是去给两个人拉架。小张就这样陷入了一个“无法说明”的困境。而如果小张是去给小王“帮忙”,就是杀人的共同犯罪,如果只是拉架,就是无罪。这之间的区别,可谓是天壤之别。
审讯时,孙伯?仔细听取了小张的解释,之后,便采取“笨办法”进行取证。他一条街一条街地走,一个铺子一个铺子地找,把当天所有在场的人员全部找到,每个人的位置都进行了还原,把每个人当时的姿势状态定点定位,然后分析了小刘母亲的位置,证实了小刘的母亲位于小刘的斜侧方,纠纷发生后一圈人围着,很难看到事件的真实过程。后来又证实在事情发生过程中,小张胳膊受伤,当时小张还嚷了几句:“你们的事捅我干嘛,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得给我看病!”
掌握了这些真实的情况后,孙伯?到小刘家里,让小刘的母亲努力回想当时的情景,并且跟她说:“母亲看着自己儿子被害,你的感情我能理解,我跟你不对立。但你也得想想,小张是不是应该承担这个责任,真冤枉了他,那可是害了他一辈子。”去了两三次,终于一点点拼凑出了事发时的具体情况:小张真的和这事没关系,他是无罪的!
证明一个人无罪,有时比证明一个人有罪还难。在孙伯?奔波取证的时候,在看守所的小张日渐绝望。当孙伯?通知小张“你可以回家了”时,狂喜的小张连东西都顾不上收拾就往外跑。在门口刚要上车,小张才回过些味来,转身对着孙伯?一躬到地:“我知道您为我受了大累了,谢谢您了!”
“人的主观判断很可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同样一个动作,不同的人理解就可能完全不同,预审员的责任就是尽可能通过证据,去还原现场,追求客观真实。”孙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