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张健(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记者：六中全会重申“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怎样理解其历史渊源和现实意义？
张健：重视思想建党并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伟大创造。民主革命时期，针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多数、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的状况，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延安整风就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和党性教育、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之初，吸取“文革”的惨痛教训，邓小平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三大建设基础上更加重视制度建设。后来在实践中出现了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轻视思想政治工作，以为定了制度、有了规章就万事大吉了，有的甚至已经不会或不大习惯于做认真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了。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深刻指出，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他说：“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形成压倒性态势并赢得党心民心，最重要一条就在于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例如，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就体现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前者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体现了思想建党的要求；后者作为纪律方面的“负面清单”，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强调他律，重在立规，体现了制度治党的要求。立德与立规相结合、以德治党与依规治党相结合，都体现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成为十八大以来加强党的建设的显著特征和鲜明特色。
记者：为什么说六中全会制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是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重要安排？
张健：《准则》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对从严治党作出了新的制度安排。例如，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要求全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坚持不懈抓好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自觉抓好学习、增强党性修养。同时，《准则》把加强制度建设作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保障，强调坚持和完善已有制度，一以贯之、不折不扣地落实党内学习制度、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员权利保障制度、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等。《准则》特别强调，坚持和完善党内政治生活制度，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准则》还提出了制度创新的任务，要求抓紧建立和完善民意调查、容错纠错、权力清单、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行为等制度。《准则》还强调加大制度执行力度，坚决防止制度成为“稻草人”。
记者：《准则》提出“必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是否也体现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结合？
张健：《准则》第12条提出，“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任务”，完成这一重要任务，既要靠思想教育，也要靠制度防范。首先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修养、追求高尚道德、增强廉洁意识，不断夯实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同时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特别要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只有教育与制度同时发力，才能把从严治党各项要求落到实处，永葆党的肌体健康和队伍纯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