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强调,农民增收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千方百计让农民增收,是中央一号文件的关键词之一,是2004年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传递了一个重要政策信号,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民增收问题,并将它上升到了政治高度。 农业和农村工作从长时期的“基础地位”,到近几年的经济工作“首要位置”,再到现在的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四个字的变化,反映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
“三农”问题最根本、最突出的是农民增收问题。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处在新的发展阶段,是农村发展和改革不断深化的时期,是农产品供给最丰富的时期,也是农民增收形势最严峻的时期。从1997年到2003年,农民收入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4%,仅为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的一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重点、难点主要也在增加农民收入。如果农民不增收,农村不稳定,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就失去了前提和动力。我们必须从政治的高度认识,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这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有些地方为追求一时的GDP增长速度,重视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忽视了农民的利益,甚至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大量违规占用耕地,又不给农民以合理补偿。而我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广大农民的收入都有较快的增长,是让更多的老百姓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让农民收入较快增长,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国家粮食安全;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粮食生产能力达到了1万亿斤的水平,实现了粮食供求基本平衡的历史性跨越。正是有了这个前提,我们才能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和各种自然灾害的考验,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让农民增收,往往是要投入很大精力、又无法马上彰显,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政绩,是广大人民群众真心拥护的政绩。农民收入增加了,农民购买力提高了,农村经济繁荣了,农民安居乐业了,这样,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就有了前提和基础。因此,尽快让农民钱袋子鼓起来,这是评判各级领导干部工作业绩的实实在在的标尺。 评论:清除“二号文件” 中央财经办副主任陈锡文介绍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村政策情况 《一号文件要管二号文件》是前些年中央主要媒体发表的著名评论。其主要精神,就是要求各地的土政策不能取代中央一号文件的大政策。 今年元宵节刚过,中央又公布了新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新的一号文件,旨在“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可以说,今年我们贯彻“一号文件”,就是要使广大农民群众增加收入。这让人感觉到一股春风扑面,解决农村新问题大有希望。然而,按以往习惯,被人们批臭了的“二号文件”总是阴魂不散要“表演”一番,这又不免令人担心:中央“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措施,会不会被某些地方打“折扣”。 这种担忧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举一个例子,中央早就明令禁止向中小学乱摊派乱收费,但湖南省人大常委会2003年对义务教育执法情况进行调查时发现,近两年,物价、工商、税务和减负办等二三十个党政部门或单位到学校检查,或多或少向学校收费或罚款。湖南道县白马渡教学片中小学校,在2000年1月至2003年9月间,被县里10多个职能部门收缴罚没金总额达17万余元。一些职能部门还巧立名目强行向学校发行报刊杂志或书籍。2003年上半年,某些部门联合发文向中小学发行一本党史教育书,一些地方要求中小学生人手一本,在湖南永州市的中小学中就发行了50余万册。这些乱收费行为都不是个人行为,也不是心血来潮之作,而是通过下发文件形式进行的。也就是说,这些部门都制订了“二号文件”。 为何有些部门总是乐此不疲地制订“二号文件”?关键还是利益问题。出台“二号文件”的部门、政府,说白了就是希望执行大政策的过程中,实现部门的小利益,因此要彻底清除“二号文件”,关键在于能否清除小部门的利益。 “二号文件”既干扰了一号文件贯彻,也扰乱了人心,疏忽了党群干群政群关系。因此,贯彻一号文件,重要的是清理“二号文件”,决不允许打着贯彻一号文件的旗号,再滋生出与一号文件精神相违背的“二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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