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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希恩教授，堪称中国防治艾滋病问题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是我国第一个发现河南艾滋病村的人，在他的促进下，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成为全国第一个可以免费接受艾滋病治疗的村子。近日，本报记者有机会与桂教授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发现艾滋病村 4月28日，东湖之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下午四五时的阳光透过走廊上的玻璃，直射在桂希恩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口，挂着“传染科主任办公室”的牌子，来往的人们可能想不到，从这里起步，桂希恩无声地做着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桂希恩认识和接触艾滋病患者纯属偶然。1981年，他到美国进修学习，美国老师给他讲授人类发现了一种新型传染病———艾滋病。桂希恩当时内心颇不以为然，他想：“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不会有这种传染病。” 然而，十几年后，事实出乎他的预料。在他所在医院里，有一个老家在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进修医生。村里人生病了，都喜欢找他。这名医生发现村里很多青壮年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1999年7月，迷惑不解的这名医生向桂希恩请教，希望桂教授帮助他把病因找清楚。 桂还没有想到这是艾滋病，他推测是传染病，因为他听说患病的人大部分是青壮年。几天后，桂第一次来到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看了几个得“怪病”的人，桂希恩大吃一惊：这些人的临床表现就非常像艾滋病，他们有发烧；有口腔溃疡；有口腔的真菌感染；还有很多人出现皮肤上的带状疱疹；有些人有长期的腹泻；有些人有淋巴结的肿大；这些都符合艾滋病的表现。 这一次，他抽了5个人的血样带回武汉，结果发现2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几天后，他再次北上河南，这次抽了20个文楼村民的血样，结果发现了10个艾滋病病毒阳性者。并从这些人中发现了儿童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而且他还了解到，这些成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都曾有卖血的历史。 桂希恩向河南省有关部门反映并提出自己的建议：赶快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及他们的家属进行控制；同时建立一个爱心医院，收留艾滋病人。 1999年10月31日，桂希恩带着他在文楼村的调查报告去了北京，报告直至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手中。李岚清立即做了批示，随后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到文楼村———使之成为全国第一个可以接受艾滋病免费治疗的村子。 与病人握手拍成照 时至今日，桂希恩依然不愿多谈最初的艰难。而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 桂希恩通过有限的渠道向外界公开了文楼村的情况后，当地一些人认为桂希恩破坏了上蔡县的形象，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桂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每次到文楼村都会受到阻拦。 2001年6月8日，桂独自带着1万多元的药品进了文楼村，当地一些人获得消息后，派人前来驱逐。最先听到消息的老乡将桂带去的药品分散藏在家中，然后把桂希恩藏了起来，夜深人静的夜半时分，又用摩托车把桂教授送到西平火车站，一直护送他上了南下的火车。 尽管“不受欢迎”，桂还是经常去文楼村，他说，如果谁都不管，那里状况会更糟糕。 他的努力最终还是没有白费。那里一名村民最早被确认患有艾滋病。他到邻居家里坐过的板凳被主人扔掉，村里人见了他就躲。为了让这名病人不再受歧视，桂想了一个办法：他在村头与病人拍了张握手的照片，摆放在病人家里最显眼的地方。以此告诉村里的人，一般的接触不会感染艾滋病。每一次下去，每到一个村庄，桂都是这样一点一滴地宣传艾滋病知识。 把病人带回家同吃住 “我也收过病人的礼品。”桂希恩说，“那些远道而来的病人为表达感激之情，从家里带来鸡蛋甚至千张皮，我只得收下。但我会用钱物数倍地偿还。”其中，桂希恩记忆最深刻的是一名艾滋病患者送他一件衬衣的经历。 为了帮助艾滋病患者，桂想尽了办法。而这期间，他最“惊世骇俗”的举动就是把艾滋病患者接到家里同吃同住。“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无奈地说。 2001年，他将5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带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既是为了做一次全面的检查，也是为了寻求公众的理解和帮助。 谁知住院部的床位爆满，于是桂把他们安排住进一栋将要拆掉的两层宿舍楼。此举立即引起周围人们的极度恐慌。面对重重压力，从5月10日起，桂把5名艾滋病患者接到自己家中，与这些病人同吃同住。 桂为他们做完了全面检测，为他们制定治疗方案。他还专门抽出时间来，陪他们游览了东湖。5月13日，5名艾滋病患者在医院做完全面检查后，离开了武汉。临别前，这几名病人的家庭各得到了桂希恩资助的400元钱。 而一名程姓病人见桂希恩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心里十分过意不去。临走前，他将别人捐给他的一件衬衣悄悄地压在枕头下。 桂将5名河南来武汉治病的艾滋病患者接到家中同吃同住，此事一时轰动全国。桂希恩向人们讲述艾滋病患者的种种悲剧，呼吁人们能宽容地对待、关心他们。他说，这5名艾滋病感染者住到他家里后，一起用餐，共用电话、桌椅和卫生间。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生活类的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 让桂希恩感到欣慰的是，许多人对他的行动给予了赞许和支持。武汉各界人士捐献的药品价值10多万元。 桂希恩的金钱观 桂希恩为资助他人拿出了多少钱，确实难以计算。 外界称，“桂希恩从来不到医院报销路费”。他说，这种说法有些夸张，准确的表述是，“我自己下基层的费用都是个人掏。”知情者统计，从1999年至今，他接触过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不下500人，这些人几乎都受到过他的资助。别的不说，光是掏钱为他们做检查，仅此一项，每人就得300元。至于他资助过的儿童更是难以计数。一个例子是，有一次他去随州，见一村民家里有两个痴呆儿，于是暗中记住地址，悄悄寄钱资助。 平时，别人要了解这些很难。但有一次，桂希恩不得不“张扬”自己的奉献行为。一年夏天，他到某地农村进行血吸虫调查。见村里唯一的水塔坏了，他非常着急，回武汉后，他马上拿出一万二千元钱，要求村里修建水塔。为防止有人将这笔钱挪用，他特意请他们打了借条。“也不是要他们还，主要是担心这笔钱被挪用。”桂希恩说出了他的担心。一年后，他再次去那里时，发现水塔依然未修。桂希恩只好追查那笔钱的下落，最后在医院纪委和他的努力下，钱终于被追回，这件事方才为人们知晓。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钱，钱也不是人生的全部。”采访中，桂教授反复讲着这样一句话。 他说：“我现在的钱(工资)已经够多了，生活上够用就行。”以前，他为了节省1.2元的车费，在去省疾控中心汇报时，总是骑自行车前往；后来坐公汽；现在有时也打的———“时间很紧啊”。 2月28日，欧洲著名银行家马丁·哥顿先生亲赴武汉，把专门用来表彰对中国艾滋病教育和预防治疗工作作出杰出贡献的“贝利·马丁奖”颁发给他。而后，桂就把“贝利·马丁奖”的奖金5000美元拿出来投入到艾滋病防治工作。 病人牵动他的目光 桂希恩主编的《我所知道的艾滋病》的扉页上写着他的简介： “湖北武汉人。1960年武汉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志愿赴青海从事地方病防治及临床工作16年。1976年开始在武大中南医院工作……1999年发现我国中部某村有偿供血员携带艾滋病病毒……先后20余次深入艾滋病疫区为高危人群免费检查、诊断，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事实上，在青海工作的那段经历对他影响至深。在那里的农村，他参加了麻疹、伤寒、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而后来艾滋病作为尚未攻克的传染病理所当然地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深情地说：“农村工作的经历给我留下了人生最珍贵的回忆！”“今年六七月份，我将退休了。这意味着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艾滋病问题了。”桂希恩说。事实上，今年64岁的他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工作需要他继续留守至今。 与他本人一样，他的家庭也曾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的父母生前都是武汉大学知名教授，如今，在该校还有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奖学金。据悉，他们都以友善、淡泊名利著称。 也许，是这样一个充满温情和知识氛围的家庭滋养了他。与桂希恩交谈，他的语调始终平和、简洁。别人对他的褒扬、批评，似乎都不那么重要。而病人的需要却时刻牵动他的目光。 矢志防艾感动他人 提起桂希恩，银行家马丁·哥顿说：“我几年前就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他为中国艾滋病防治所做出的许多了不起的工作，去年3月我来到武汉，有幸找到了他本人，通过他了解到了中国艾滋病儿童的现状，我当时就拿出了5万元人民币，委托他送到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手中。” 我国政府对艾滋病的重视和对疫情的真实通报，也让作为国家艾滋病专家组成员的桂希恩感到非常欣慰。 去年12月19日，国务委员兼卫生部长吴仪亲自下到文楼村，调查艾滋病防治情况，并提出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向艾滋病感染者免费提供抗艾滋病病毒治疗药物、免费匿名检测、免费实行母婴阻断、艾滋孤儿免费上学、使孤寡老人得到照顾关怀\在文楼村实行试点；4000万元的防艾经费下发到上蔡县。 现在，桂希恩表示自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很频繁地去文楼村，他解释说，文楼村已从中国艾滋病第一村变成了中国艾滋病关爱第一村，是中国做得最好的村子。他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向其他没有被人关注到的地方。(据《文汇报》报道) {编辑手记}他的名字叫桂希恩 如果说艾滋病有关事宜也能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话，桂希恩教授完全可以荣誉入选。 他是第一个把艾滋病人带回家同吃同住的医学教授； 三年之内，他11次自费前往艾滋病疫情重灾区河南上蔡县文楼村了解灾情，送医送药； 这不仅体现了高尚的医德，而且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弥足珍贵的“人道”精神。 爱心相向，人道相惜。所谓“人道”，就是能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尊重人的权利的一种道德。一个艾滋病患者，他不但需要得到检查、医治的权利和机会，其人格也应该得到尊重。桂希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防治艾滋病疫情的城墙。 他的身体力行，不仅受到海内外人士的高度赞扬，而且也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他是我省唯一入选卫生部艾滋病临床专家工作组的专家，主要从事艾滋病疫苗的研制及医疗技术指导工作，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桂希恩，在中国防治艾滋病史上是一个永远让人无法忘记的名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