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日前,两名中国学者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社论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的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由于研究经费分配中存在许多问题,减缓了我国创新的步伐。在第12届中国科协年会上,众多院士专家针对科研中的种种“潜规则”,呼唤给科研工作和技术创新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科研“潜规则”减缓创新步伐
中国的研究经费近年来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创新步伐却远远落后于此,原因何在?
在11月1日开幕的第12届中国科协年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在大会开幕式致词时,直接引述今年9月的《科学》杂志上,由两名中国学者撰写的社论文章指出,“正是由于研究经费分配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减缓了我国创新的步伐。”
关注到这一问题的,不仅仅是韩启德。年会召开期间,在11月2日举行的“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的生态环境”论坛上,多位院士、专家和学者痛斥种种科研“潜规则”,希望能建立起一个有助于创新的良好生态环境。
对于两名中国学者在文章中提到的“必须打破研究资金管理中的各种‘潜规则’,建立健康的科研文化,研究资金必须以学术能力优劣为基础进行分配,而不再依赖私人关系”,韩启德说,他们提出的问题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我们要努力从体制机制的改革着手,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些问题。
“评审前,先要表态评审是公正的”
“现在一些科技评审项目中,‘潜规则’肯定是少不了的。”许振超,这位从青岛港务局一名基层工人成长起来的创新人才,讲了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
“‘潜规则’我也经历过,甚至是在一些国家级的项目评审中。评审之前,就先要求申报者签署一张表格,表态这次评审是公正的。你填了,就进去参加评审;你不填,就不能参加评审,就算让你参加,结果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许振超很困惑,评都还没评呢,怎么能知道公正不公正,这个态要怎么表呢?
同样是项目评审中的“潜规则”,河北农林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常委王海波另有一番感受。
“我听一位教授讲过,现在的会议有一种必须参加,就是项目评审会。你可以不去卡别人,但必须让别人知道,你是有控制权和评审权的。这样等轮到你的项目了,别人自然也会宽松一些。”王海波甚至用了“逼良为娼”一词,来形容目前科技界中的个别极端现象。
在他看来,国内有很多优秀的科技工作者,但他们的正面作用,往往不如一些人负面作用所产生的影响大。
“科学家的话,还没一个处员顶用”
尽管已经是中科院的院士,但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嘉麒却自认为“搞不懂”科研人员与管理人员的关系:“一些机关的管理干部往往这么说,我们是为科学家服务的,为科技工作者服务的,但是你说哪件事科学家能定下来呢,真正定下来的都是他们。”
刘嘉麒说:“我说的话,不要说与一个处长比,甚至比一个处员都不顶用。你申报某个课题或项目,一个处员都能决定,说行就行,说不行就不行。”
在刘嘉麒看来,这种不正常现象的背后,其实涉及到的就是科学管理问题:“为什么做不出来好的成绩,就与管理有关系,现在比较明显的就是管得过细过繁,从项目的申请到项目最终完成,你不知道要跑多少路,交多少报告,写多少材料,也不知道在这个之外还要做多少的事情,所以科研人员付出的精力和时间实在是太大了。一个项目在执行的三年五年时间里,好多时候都用在跑这个上头,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工作。”
刘院士的苦恼,也与《科学》杂志上两名中国学者撰写的社论中所指出的中国科技界的“潜规则”十分相近:“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
“他们在创造没有灵魂的卓越”
作为论坛的主持人,中国科协常委、中国科协科技与人文委员会主任张开逊,在论坛一开始,就讲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
1999年,美国人布罗克曼在互联网上征集答案:你认为2000年来对人类最重要的发明是什么?为什么?在众多反馈信息中,有一个回答与众不同:既然发明对人类如此重要,最重要的发明就应该是“创造一种环境,使发明不断涌现”。
他更以北京东三环一个大家熟悉的建筑为例,将其比做“扭曲、怪诞、浪费、荒唐”的典型。
在张开逊眼中,那栋大楼违反基本的科学设计原理,无端耗费了大量的钢材。“这些设计和审批者们应该知道,中国现在消耗的钢铁资源总量大约是全球的52%,将来这种需求还要再增加。在中国急需钢铁,而且铁矿石和钢材又这么急剧涨价的时候,设计者和建造者们没有去想到如何能节约更多钢材,却去设计出怪异的东西。”
张开逊因此评价说:“他们在创造没有灵魂的卓越,这种没有灵魂的卓越,谁都不会承担责任,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科研在道德文化方面严重的缺失。”
“绝不能放弃对自身力量的信仰”
如何摒弃这些科研潜规则,创造出有利于创新的生态环境?
在王海波看来,这些问题都是不正确、不科学的评价导向产生的,导致科技人员没法用正常的心态去工作,也导致科技人员之间,科技人员与行政官员之间行为失常。
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认为,其实各个科技团体,包括中国科协都有学术道德委员会,也有一系列的规则,但是真正做到,需要“法律和自律一个都不能少,既要靠法律也要靠自律。”
而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在年会开幕式致词时表示,在努力就体制、机制的改革着手的同时,“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科研体制的改进完善,需要所有科技工作者共同努力,作为这个社会的知识精英,我们绝不能放弃对自身力量的信仰。”
在他看来,如果每一个科技工作者都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拒绝自欺欺人、麻木迎合,并尽自己的力量去创造性地改变历史轨迹,那么我们当然能够创造历史。
他同时强调,中国科协作为我国最主要的科学共同体,应该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以建设性的态度,大力推动各项改革,使科研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科技成果的评价更加公正,同时严厉打击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为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干事业和实现价值提供机会、创造条件,让全社会的创新智慧竞相迸发。
科技经费攀升难掩院士忧心投钱再多也是糟蹋?
“科技界现在最难的是做什么?”
“做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做一个严守道德的科学家!”
在第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上,中国科协常委、河北农科院副院长王海波研究员给出的答案让众人张大了嘴巴。
“目前,严格地做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往往会被边缘化,而在不科学的导向压力下,一些人弄虚造假、剽窃抄袭。”王海波为此忧心忡忡,“虽然我们国家有很多优秀的人物,有很多有道德的人,但他们的正面引导作用往往很苍白。”
“问题的背后,是缺乏一种正确的导向机制,这种导向机制主要出现在科技评价体系上。”王海波对此一针见血。
两天前,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中国科协年会特邀报告会上披露,我国科技经费节节攀升,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保持了年均20%以上的增长。我国科技基本走出了经费短缺的时代。
面对这一科技领域大好形势,论坛上,1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院士专家的忧虑充溢了整个会场。
争经费争成果、跑关系跑项目、科学家不下实验室,虚成果假成果频出……在11月2日举行的“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的生态环境”论坛上,众多院士专家一一历数近年来科技界出现的怪现状。
同样让人尴尬的现状是:国内一些研究机构的设备甚至比欧美同行还要先进和齐全;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国顶尖科技成果稀缺,“钱学森之问”令人黯然神伤。
“我们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张泽认为,首先是评价机制的分类出了问题,“我们现在把科学、技术混为一谈,甚至把科学、技术和工程混为一谈。”
在张泽看来,科学是个人的独立思考加上批判精神,讲究的是自由探索,其价值在于它的发现,以论文作为其体现形式;技术一定是发明,如果要求一个搞技术的人写论文,那不太现实;工程则有明确的投入、指标和任务。
当前的现状则是,“现在理科、工科搞技术的都要发表文章才能拿到硕士、博士学位,评教授、评院士都要拿论文拿项目说事,用同一把尺子同一个指标去衡量不同的领域,自然就带来了价值取向的模糊。”
在高校工作多年的张泽以在读研究生举例:如果一个研究生做出仪器、发明,但没有科学论文,就拿不到奖学金,一些人只好想方设法去写一篇文章,抄一抄凑一凑,自然也就不是新闻。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陈难先则认为,评价机制中缺失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化。
他举例说,评审会上,评审书的草稿通常是由被评审的人来起草,评审专家只是在一些用词上作些无关痛痒的修改,甚至仅仅是改改标点符号而已。
“在这种生态环境下,国家钱投入得再多也是糟蹋。”陈难先的警告振聋发聩。
陈难先在担任“863”专家组组长时,决心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他要求每个评审专家把自己主要的意见写下来,“不用很全面,也不要前面来一段套话。你如果不是专家,就写不出有学术性的东西”。
在陈难先看来,只有这样,评审会的学术气氛、科学精神才能回归。
欧阳钟灿院士曾经听到一个故事:很多人在申请杰出青年基金时报告都非常好,但到3年后结题却乏善可陈,“因为拿到200万元基金,他就在考虑怎么交代了。”
“钱多了,如果不好好引导科技人员做实际的事情,那就是在增加全民的负担。”欧阳钟灿说,“过去没有钱的时候,他会想着如何争取作出大的贡献。现在你给了他钱,他没心思琢磨问题,就猛找文章凑数。”
王海波研究员也有类似的感慨。上世纪80年代初王海波大学毕业时,接触到的老师都在考虑长远而实在的问题,有探索有发明也有应用;而今天,科研人员大都拼命地跑项目、争项目,一个项目刚刚拿到手,就得考虑如何应付验收,根本不敢考虑解决硬碰硬的问题,也无法有长期考虑。
陈难先院士指出,由此也带来了科研经费的滥用。他观察发现,一有课题下来,科学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买仪器,“如果不把硬件投入弄到40%甚至80%,这个钱都不知道怎么花,而科学研究主要是人的问题。”
“政府部门应注意发挥好科研单位的管理作用。”王海波建议应加大科研单位自主掌握经费的支持力度,“他们最清楚什么该干、什么能干、谁能干事、谁能干好。”
王海波曾专门做了一个试验——邀请中国科学院专家对本单位一些自立项目进行为期几年的追踪评估,其中一个只花了6万元的项目赢得了喝彩,专家认为此项目“比一些国家拨款上百万元的类似项目做得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