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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特殊经历的身体检查。十几人经注射结核菌素——PPD检疫,多数人有阳性反应,体内携带结核菌,另有5人呈(3+)强阳性反应,结果预示:一旦自身肌体免疫力下降,结核菌侵入肺泡,将造成结核病的爆发,需要服药3——6个月治疗期。
这是怎样一个群体,会被大范围结核菌感染?!
他们是结核病医院的医生?不是。可是他们又“精通”医道,会看X片,有眼光,很精准,对治疗结核的药物了如指掌;这又是怎样一个群体,被几百名结核病人的呼吸“包围”着,空气中弥漫的结核菌肆意侵蚀着他们的身心健康!?
这是一个特殊群体——监狱警察,肩负对患结核病罪犯监管改造的职责。
让我们走进监狱,走近警察,用心贴近他们的生活,用心感悟他们的人生,用心书写他们卓越燃烧的青春——西青监狱五监区。
持久的信念
这是一个美丽的让人心痛的故事。
马四友“喷”了。
那一刻,他感到喉咙里被无数条小虫噬咬、搅动,接着从喉管里喷出一股粉红色的血浆……
周围的战友惊呆了。见过无数结核病人,他们意识到马四友被结核了。
他给妻子打电话,妻子也是警察,女子监狱管理女犯的警察。两人约定医院外见面。
“哪儿不舒服?”几天不见,妻子发现丈夫瘦了,憔悴了,眼窝深陷。丈夫的眼神躲避着妻子追寻的目光,淡淡地说:“离我远些。”
马四友被确诊为空洞型肺结核。
医生说,再晚来就没命了。医生们认识他,知道他的职业,监狱警察,管理着几百名患有肺结核的罪犯。
他对战友说:“注意身体,别再有人倒下,五监区本来人手就少。”战友们鼻子发酸,眼里蓦然有泪。
妻子抽泣。
“看来,我要在医院住一段时间,带好孩子,别告诉父母,他们会担心的。”
妻子含泪,点头。
这个身体彪悍,曾经的自行车运动员,全国锦标赛的亚军,运动健将,怎么会被结核呢?
他又怎能不被结核呢?
“封闭”在监区,成天与几百名患有结核病的罪犯打交道,谈话、习艺,又不主动采取防护措施;两名罪犯先后因空洞型肺结核住院,他和战友们坚守在罪犯病床前,既坚守职责,又精心伺候;接下来隔日勤,盯监控,不错眼神,巡号,走进“核污染区”。
春节,马四友是在医院度过的。他告诉父母出差,需要一段时间,不能回家陪父母过春节了,让妻子带孩子回到静海父母的家。三十的夜晚是那样煎熬人心,马四友思念年事已高的父母和年幼的儿子,牵挂着监区里值班的干警,不放心被管教的罪犯……整个夜晚都被浓重的思念、牵挂、不安宁包裹着,连春节晚会都变得索然无味。
马四友的病情基本被控制后,他不安分的心又躁动起来,病床上不停地拨打监区电话,询问犯人的情况,直到医生实在看不过眼,训斥了他,汇报给监狱领导,他挨了批评后,才有所收敛。
病未好,他就坚持要求出院,在一张医院免责的告知单上签字后,直接回到监区一边治疗一边工作。那时他是副监区长。
他最想念的是儿子,妻子来探望,他说出久藏心里的话。
妻子说:“孩子小,身体抵抗力弱,传染上怎么办?”
他无语,眼圈红了,心在淌血。
夫妻约定,把孩子带到监狱门外,他躲在警卫室偷偷看上儿子一眼。就这样,马四友隔着玻璃窗远远的见到了3岁的儿子。
那一刻,他再也无法隐藏自己的感情,把泪水写在脸上。
最让他牵挂的还有父母。出差的谎言维持了一个多月,父亲把电话打进监狱:“到底出了什么事,瞒着我们?不说,现在就去监狱找你!”“病了,得了肺结核,还在传染期。”马四友只好实话实说,“怕您们担心才撒了谎。”
事后,监狱领导找到他,征求意见调换监区。
他说:“已经得过结核,有了免疫力,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我还能坚守。”
坚守,一个战士的朴素语言,即使哪一天倒下,终将以战斗的姿态倒在固守平安、维护稳定的阵地上。
五监区干警习惯称呼他毕姥爷,管理结核病犯人已有十余年头。心胸豁达,成天乐呵呵的他,为了心中持有的那份信念,默默地行走在两点一线,家庭和工作岗位上。一走就是几十年。他家姑爷也是警察,刑警。爷俩儿在一起时常争论谁比谁更辛苦,付出更多。
问姑爷,你啥时隔日勤?
姑爷说,上案子几天都不回家。
问姑爷,你背过结核病发作的犯人吗?姑爷无语,老人为曾有的经历感到自豪。
自从管理结核病犯人,毕姥爷就和妻子“分居”了,享受着“独居”生活。
这一天,他终于病倒了,被120急救车送进环湖医院抢救。脑干血管堵塞,要做支架手术才能保存生命。医生说,手术很危险,血栓脱落到右边血管就是植物人,脱落到左边血管就会失语。医生说的两种症状都没有发生,老人奇迹般地挺过来。恢复一个月后,他回到工作岗位。那时,他离退休还有几个月时间。别人劝他在家休息吧,干了一辈子,不差几天时间。老人红了脸:“想让我当逃兵,没门!”私下里老人说,“我舍不得五监区那帮弟兄,都年轻,撇家舍业的太辛苦了,我上班,摸索着做点啥心里都踏实。”
五监区乃至西青监狱患高血压的干警不在少数。数年前,毕姥爷就经常眩晕,靠药来维持,舍不得休息,直到死神威逼的那一刻,他才躺到病床上。
医生说,最不适合在五监区工作的就是赵秀武了。他患有糖尿病,心脏里还有两根支架。
医生还说,糖尿病是穷病,肺结核是富病,一个不要营养,一个要营养。两种病相克,万万不可同时兼得。
两年前,赵秀武来五监区任监区长。
调动前,监狱长张军把赵秀武叫到办公室。张军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副书法——亮剑。他和赵秀武先谈书法,又谈亮剑精神,再谈五监区工作。赵秀武笑了:“什么时间到五监区上任?”张军说:“是你提出到五监区工作的。”“你都亮剑了,我还能不接招!”两人会心地笑了。
谈到初来五监区工作,赵秀武说,刚来时,心里还真些紧张,工作忙起来都忘了,再后来就麻木了,急起来,把传染不传染的事全抛在脑后了。
他说:“眼下最急的两件事:一个被保外的犯人家属不接,既嫌病重怕传染又怕治疗花销大,还要去做工作,累心;昨天,又转来一个“血播”犯人,很重,要到社会医院去检查、确诊、治疗,又要牵扯大量警力,头疼。”
在五监区采访,你会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和精神所感动、鼓舞、震撼。
31岁的何伟至今还没有孩子。
2年前,他和妻子商量着该要孩子了,于是戒了烟酒。这时,马四友喷血了,监狱组织五监区干警查体,他被查出结核菌超标,呈强阳性,至少要服药3个月。今年他岳父要过生日了,他问岳父:“喜欢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岳父说:“就想看见你们有孩子……”老人有泪,何伟无语。
29岁的刘广超不敢主动给妈妈打电话,老人最爱唠叨的话题就是“怎么还不要孩子”?他告诉记者:“浑身总感觉疲倦,心力不支,这样的身体怎敢要孩子。再说监区太忙,每天都要带犯人外出看病,最多时一个星期去过6次医院,精神高度紧张。”
48岁的刘世成,脱下军服穿上警服快有10个年头了,一直咬住艰辛默默坚守在五监区。这个正营职转业的军人,把军人的坚忍和刚毅带到监区传承和发扬。后来,他被医院确诊为支气管炎、哮喘,诊断书被他藏在抽屉里,直到纸张发黄。监狱领导得知后决定将他调离五监区,被他毅然拒绝:“我还行,人在阵地在。”
不改军人本色的的语言,见证和传承着人民监狱警察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群众的安宁和幸福忠于职守的鲜红底色。
刘健已经咳嗽2个多月,几次和妻子约好去医院拍X片,都因工作忙被推后,妻子说,清明放假,一定陪你去医院。妻子自有担心的道理,刘健的父亲死于肺癌。咳嗽在五监区干警身上已经常态化,被结核菌感染也习以为常。究竟有多少人被结核,至今还是谜。有些人拍完X片后才知道被感染结核,已经钙化。
选择了监狱警察的职业,就选择了牺牲和奉献,就选择了风险和付出。
从此,就有了一种动力——坚守;从此,就有了一种精神——亮剑。
坚守和亮剑精神,支撑起五监区干警的工作热情,似火,永远炽烈地燃烧。
山一样的脊梁
何伟面前的犯人戴着加厚口罩,哈着腰,捂着胸,一副病入膏肓的样子。
何伟告诉他摘掉口罩,学会尊重人;犯人告诉何伟,还在传染期,不想连累队长。
何伟在五监区管理犯人多年,他懂犯人的“坏门”、“花活”,就看你怕不怕,只要你心有恐惧,就会放松管理。
何伟说:“离近些,我耳朵背,说话声音再大点儿。”……
结核病监区最忌讳发病传染期的犯人大声说话,唾沫飞溅最具传染性。
问何伟怕吗?何伟说怕,“可咱是警察不能让罪犯压倒气势,谁管谁总不能颠倒吧!”有一次,何伟进监号巡查,传染期的犯人把一口带血的痰吐到他脚下,用挑衅的目光望着他。何伟明白,犯人也懂,痰里的结核菌传播范围70米,何伟处在有效杀伤射程之内。何伟傲然一笑:“你也太小儿科了,背犯人去看病,血吐身上,满哪儿都是,我眨过眼吗?”
干警们都记得,送外地保外犯人回家,他背着犯人过铁路天桥,上桥,犯人喷出的血溅到脸上;下桥,呕吐的胃液湿了衣服。列车上贴身守护、全程照顾,与犯人“亲密无间”。到了犯人家里,同行的战友一口气将犯人背上7楼。犯人的母亲被感动得直抹眼泪,颤抖着从衣兜里摸嗦出200元钱,“孩子,回去的路上买些营养的东西吃,让病传染上,可就作孽啦!”
五监区的干警有“三怵”。
“一怵”犯人突发疾病,到社会医院就诊、住院。监区的工作节奏和家庭生活的规律都将被打乱;“二怵”送外地“保外”的犯人回家,全程护理,零距离接触,增加染病的几率;“三怵”搜号,犯人的衣物被褥全要翻腾一遍,抖落开,一件一件搜查,不容马虎和疏漏。大量结核菌在监室空气中散溢弥漫……随时都损害着干警的健康。
这就是监狱警察的工作,也是职责。不辱使命在五监区不再是动听的口号,变成沉甸甸的付出与行动,撼动心弦。
驱车上千公里,送一个重病保外的犯人回家,犯人和干警被“囚”在同一辆车里。那一次王欣带队,他们很晚才赶到病犯家里,马上联系当地医院就诊治疗,那个夜晚,他们守在病犯床前,眼睛都不敢眨。
按照病犯保外规定,还要等到天亮,当地派出所和病犯及家属三方见面才算完成任务。
病犯亲属目睹了干警们对家人的精心呵护,含着泪说:“他是有罪的人,你们还这样待他,让我看到共产党好,监狱警察好。”
王欣说:“累了一天一夜,有这句话,值!”那一刻,他倍感自豪,为心中的追求,永远的使命。
刘静就是PPD检测呈(3+)强阳性反应中的一人。
他身携结核菌超高时,也正是他在医院监护病犯最忙时。已有一人住院,监区又来电话,问还有床位吗?又有病犯吐血了!他说:“来吧,还有空床,在号里管犯人,这里也是管犯人,不在乎多一个少一个。”
犯人确诊为空洞型肺结核,还有梅毒3期的性病。病犯吃完吐了一地,护士们绕着走,不忘告诫,“毒大了,传染!”刘静和守护的干警找来塑料袋将呕吐物收集起来,又清扫一遍。
在给犯人翻身擦背时,犯人哭了,发毒誓:“这辈子缺大德了,遇上你们,菩萨心肠,再不好好改造,出去就让大汽车撞死我,不得好死。”
刘静向医生询问自己的病情:“传染吗?”“不传染。但熬夜、紧张、压力、过劳都会导致发病。”刘静也担心,还有老婆孩子一家人,孩子又小。监狱领导关心,“换个岗位吧!”刘静说:“反正也带菌了,换来新人再被传染上,不是又糟践一个?我年轻,还能扛。”
“还能扛”成为五监区干警肩上厚重的职责,他们负重前行。十几名干警管理着几百名,集结核病和其它疾病于一身,刑期从有期徒刑到死刑缓期的罪犯,这又是何等的压力啊!
干警们说,带犯人外出看病最累心。每有咳血、吐血的病犯外出就诊、住院治疗需要多名干警全程陪伴,不能脱离视线。遇上使坏的病犯故意恶心你,床上“大小便失禁”,24小时有屎有尿,还不停地呼喊“贴身陪伴”干这儿干那儿,大口喘气,呼出结核菌,大声说话,唾液飞溅……“父母都没有这么伺候,却要精心‘伺候’这些犯人”。
一年有四季,干警们有90天是在社会医院度过的,陪床看护,多了一重身份——护工。
有人说在五监区工作的都是硬汉子,能长期坚守的都是纯爷们儿。
一年多前,陈家淦扎入硬汉堆里,做起了纯爷们儿。
接到调令,陈家淦告诉妻子要到五监区工作,妻子惊讶、无语、哭了。
那个晚上妻子没有和他多说一句话,小家的空气沉闷的似乎要爆炸了。
他告诉妻子:“不行可以辞职,再不行还可以离婚。”接着又幽默地说,“现在工作条件改善了,上班都穿防化服,进号都戴防毒面具。”
妻子笑了。立下规矩:进家洗澡,换衣服,去阳台透风,隔离半小时再碰孩子。从那个晚上起,陈家淦骨肉分离,被剥夺了挨着孩子睡觉的权利;从此,家里多了各种消毒液和换洗的衣服,还多了专用洗衣机和成沓的口罩。
陈家淦说:“现在只要我咳嗽,我媳妇就发烧。回家再也不说单位的事,该哄就哄,该骗就骗,日子总要过,再苦的工作也要有人去干,谁让咱是警察呢!”
警察的职责让他担起工作;警察的荣誉让妻子撑起家庭。
儿时有梦,梦想实现。2009年监狱局招录公务员,黄海生走进警察队伍,来到五监区做医生。医学院毕业,原本在一家医院当医生的他,双休日还能兼职到私人承包医院接诊,收入不薄。从穿上警服那一刻起,他肩上扛起另一种职责。他说,钱赚得少了,活干得多了,肩上的担子重了。有人说,他撑起五监区半边天。他说言过其实,是忽悠。现在,他每天要为五六十个犯人看病,有病的讲解病情,诊治发药,装病的耐心谈话,心里疗伤。遇有重病犯,他总是外出带队人:“家里人有病可以耽误,犯人有病耽误不起啊!”
至今,在外企工作的妻子仍不知晓他的患者竟是结核病人这样特殊的群体。他说要永远守住这个秘密,不让妻子为他和幼小的孩子担心。
25岁的付宇,大学毕业考上公务员,来到西青监狱,走进五监区。
第一天上班就赶上“搜号”。老同志劝他:“刚来,没有免疫力,还是戴上口罩安全。”他心颤地走进“开放型结核”犯人管理区。看着“老同志”细心地翻腾着犯人的被褥,搜索着犯人的物品,一丝不苟的工作神情,让他定下心神。再后来,他又看见空洞型结核病犯发病,大口大口地吐血,管教干警端着脸盆就站在犯人身边接血,然后搀扶着犯人到医院就医。
他终于读懂什么叫职责,做监狱警察的职责。
胸怀使命的他上路了,开始了一个人民监狱警察的特殊职业生涯。
大爱生生不息
用爱背负起沉重的监管改造罪犯的责任,让每一个犯人有尊严的生活、有质量的改造,成为五监区每一个管教干警的使命。
2009年春天的一个凌晨,某罪犯突感心脏不适,胸闷憋气,被值班干警送往医院急救,途中为他服了“速效救心”。身体无法躺平,干警们就把他搂在怀里,呼喊着坚持,一定要挺住。犯人呕吐,吐了干警一身。来到医院抢救,医生说是心肌梗塞……犯人家属一直相伴左右,“你们尽心了,在家里也不过如此。”干警们帮着家属安顿好犯人遗体,穿好衣服才离去。
让死者走的体面尊严,让生者安心服刑改造,是五监区干警追求的目标。
一个关押老弱病残罪犯的监区,时有犯人突发病情,急需抢救治疗。在干警们心中,那一刻,罪犯就是他们的亲人,与死神争夺生命从不轻言放弃。
当一个逝去生命的犯人家属赶来处理丈夫的后事,看了在医院抢救的全部视频资料,又看了丈夫的遗容后,驱散了心中的谜团,动心动情地说:“像他这样罪孽深重的人,我们家乡有风俗,死后是不能进祖坟的,可你们还能这样善待他的生命,我给你们磕头了。”女人涕泪交流,长跪不起。
而干警们得知她家境困难,还为她捐了款,买好返程车票和食品,送上列车。
爱心就像蜡烛在新老干警手中传递,为绝望的犯人燃起心中的光明。
当一个人因罪获刑,身体又染有疾病,该有怎样绝望的心情啊?五监区关押的犯人都有过这样的心理历程。
管教队长在与某犯人谈话中,了解到他的身世。每月探监,都是犯人的姐姐和外甥来看他。亲人走后,犯人情绪很波动,没有精神。几次深谈,犯人道出隐秘:“赶来会见的外甥就是亲生儿子,正在读大学,很有出息。”他很想认下儿子,又怕孩子心灵含羞蒙辱,惶惶的心,很纠结。他落泪了,哭得很伤心:“都是自己做的孽,才拖累了孩子。”他告诉干警,“孩子很小时,自己就到新疆服刑,妻子离他而去,是姐姐把孩子抚养大的。”他内疚、自责。这次谈话为管教队长留下一道难题,亟需破解。
管教队长几次来到犯人姐姐家中,讲述那个犯人因愧责而背负沉重的压力。数次沟通,姐姐情动:“试着和孩子说说吧。”
姐姐和孩子说出他身世的原委和情由时,孩子惊讶、沉默,后来哭了。最终答应认下服刑中的父亲。犯人得知后,兴奋地几夜都睡不着觉,他对管教队长说:“老了,出狱后,身边终于有亲人相伴了。”
一位在外“从没见过这么多重病的病人,在这里都遇见了”的干警,对当护士的妻子说,“我在监狱照顾病号,你在医院也照顾病号,咱们身份相同,只是职责不同罢了。”更多的时间,五监区的干警像医生是护士,精心照顾着每一个病中的犯人,把爱心献给这些特殊的病人。
一个身患肺结核,又因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人,在服刑改造中又患上肠胃病。他吃不下东西,管教队长带他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直肠类癌。他精神彻底崩溃了,丧失了最后一丝信心。管教队长及时疏导:“没最后确诊,去过几家医院检查,都局限于怀疑……”
细心的队长叮嘱他准时服药,每一次服药,队长都走进监号,把药送到他手中,看着他吃下去,鼓励他不要放弃。还特意为他准备病号饭,每天晚上都有一碗热乎乎的鸡蛋汤面。一年多下来,他的病情大有好转……
他感激地告诉队长:“连自杀的方式都想好了,要不是有你鼓励和照顾,我早已化成一捧骨灰了。”
“家里的事可以耽误,犯人有事不能耽误啊!”一个管教队长又有多少劳心的事?!
某犯人和妻子有了孩子,却没有领取结婚证。这几年,妻子带着孩子生活,日子过得很辛苦。因为不是法定夫妻,妻子每次来探视手续总是很繁琐。而且孩子一天天大起来,面临上学等诸多问题。妻子探视时总有抱怨,有一次竟和犯人争吵起来。“急也没用,结婚照和谁照?我不出去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女人急哭了。管教队长得知情况,和他谈:“你安心改造、配合医生治病,余下的事我们替你考虑。”于是管教队长放弃休息时间,一次次地到民政和相关部门咨询、沟通,取得支持。那天,管教队长带他出狱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拿到结婚证书那一刻,他哭了,手抖抖的,剥开喜糖送到队长嘴里。管教队长笑了,说比吃自己的喜糖心里还要甜。
还有什么比帮助别人更幸福呢!犯人也是人,不但需要公平、公正,还需要关爱和尊重。
采访后记:
走出五监区已是深夜。
早春的夜晚,寒意很浓。但是,心里总被一团火温暖着,滚烫。
五监区弟兄们的音容笑貌萦绕在脑海里,交替地闪现。忘记了他们的名姓,却牢记了他们的精神。
心生感动。感动这些普通的干警,在一个不普通的岗位上坚守着:犯人吃饭他们看着,犯人看电视他们看犯人,犯人睡觉他们站岗警卫;下班回家,睡一宿觉,第二天又被“收进”号里。犯人终有释放,他们只有退休,已是花甲之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留在监狱,恪尽职守。
其实,为预防结核菌感染,监狱领导为五监区的干警准备了大褂、手套、口罩、帽子。但干警们很快发现这些防护措施不适用。“总不能戴着口罩和犯人谈话吧?犯人自感歧视,还会和你交心吗?”结果,“防护措施”成为弃物。
坚守比誓言更掷地有声。
是什么力量让这群血性男儿默默承受自己的艰辛,牺牲健康,舍家舍命地为他人尽心尽力?只因党旗下举过手,做警察时庄严的宣誓。他们已在崇尚健康的大潮中落伍,唯有一身风骨和不屈的精神挺立前沿。
肺结核传染,让人寒心;感动可以传递,让人心血沸腾。
为五监区每个干警发放300元营养补贴,市司法局局长祖文光动情动义:“‘五个为零’是一线战友拿命换来的,营养补贴要发,有责任我来担。”
监狱局政委梁清海,春节来到五监区,执意要进三个分监区看看:“你们和犯人打交道,哪天不是进进出出的,谁怕了?!我也是警察,一个老警察!”
监狱局副政委蔡培林,走进五监区谈减压:“组织休养我同意,谁有意见找我来。”
监狱长张军嘱咐监区领导:“查体,一季度要查一次,要拍X片,要做痰培养,这是纪律。”
关爱聚拢人心,感动凝聚力量。
这就是五监区薪火传递的土壤,这就是五监区精神不朽的源泉。
记住五监区,记住一种人生,坚守亮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