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疫情在海外的加速蔓延，世界经济风向标的美国股市连遭重挫，国际金融市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美国不断加码经济刺激政策，从降息到量化宽松到无限量化宽松，但依然难改经济颓势。反观我国政府经历了从1月底“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按下经济“暂停键”，到2月中旬以来的“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条件推动复工复产，再到3月初推出“新基建”计划扩大内需投资，是在综合考虑疫情的短期冲击和我国长期持续发展基础上作出的宏观决策部署，依然没有偏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从实际情况看，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提出了更为紧迫的要求。

首先，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稳字当头的主基调不变，加大逆周期调节，不搞“大水漫灌”。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延续201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继续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把推动复工复产摆在经济工作的第一位。3月中旬，中央组织29个调研工作组对部分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复工复产情况开展调研，指导帮助地方解决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与此同时，加大经济逆周期操作，宏观经济政策微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疫情下需要财政更有担当、更趋扩张，货币政策需要继续保持宽松，包括降准和MLF降息，但是总量宽松并不意味着“大水漫灌”，结构性发力应是主方向，包括定向降准、给小微企业更好降成本以及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等。涉房政策上，我们坚守“房住不炒”，不把房地产作为经济刺激工具。面对美联储及多国央行的大幅降息，美国的无限量化宽松，我国货币政策也需要“以我为主”，按照自身发展的逻辑和节奏科学抗疫，把经济工作的重心放在恢复生产、满足供给这一核心和关键问题上。

其次，扩大投资需求，力求与中观层面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相契合。疫情暴发后，中央多次强调发挥好有效投资关键作用，发挥投资对稳增长和稳就业的作用，但是单纯把投资作为刺激需求的政策工具，长期来看极有可能造成无效供给，积累新的结构性矛盾。事实上，当前推出的“新基建”投资计划是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既定方针”，并非权宜之计。早在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提出加快5G商用化建设、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再次重申加强战略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与高新技术产业相连，代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方向，有利于支持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同时也是满足新需求的重要保障和载体。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促使了“新基建”的提速，一方面通过“新基建”建设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以对冲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为启动下一个历史长周期打下坚实基础。

再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聚焦微观企业层面，突出强扶持、而非强刺激。疫情暴发后，中央政府精准捕捉到受冲击最严重的是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乃至个体工商户得到了政策的大力扶持，财政上推出了超七千亿的税费减免，广义财政力度更大。货币政策上定向降准、专项再贷款以及针对支持民营、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普惠性货币政策等措施。旨在降低企业从税费、资金、物流、用能和房租多方面成本，为企业纾困从而稳就业、稳增长。而早在2016年初，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就提出“三去、一降、一补”，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要求。近年来，中央为企业降成本实施了包括“营改增”在内的大刀阔斧的改革，2019年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超2万亿元。尽管如此，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再一次表明我国中小微企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和生存状态的脆弱性，企业减负还有很大空间，虽然当前的政策具有阶段性特征，但是有些政策，比如中小微企业的减税政策可能会长期化。

除了总量调节的宏观政策，关乎我国的长远发展的制度性改革也没有停滞不前。比如在土地制度方面，中央作出了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推出了重大结构性改革举措，八个试点省级行政区获得了一年期的非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权，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和释放潜在需求、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由此可见，为应对疫情的短期逆周期调节，不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逻辑，改善结构性问题依然是政策的核心考量和主要依据。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展现出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弱项，对未来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是进一步深化公共卫生领域改革，补齐民生短板。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补齐公共卫生民生短板。以此为契机，扩大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卫生的供给质量，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健康问题，推进全面小康建设，提高“大卫生、大健康”的长期增长潜力。

二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依然是重中之重。目前，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初步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经验：一方面通过“隔离”这一古老但有效的办法发挥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依靠科技力量的支撑。离开了中西医药学的研究成果，离开了互联网、大数据的追踪，这场战“疫”的结局恐怕难以想象。但是也必须看到，研究领域对新冠病毒感染和致病全过程的认识是不充分的，尚没有找到对付病毒的有效手段和方法。随着世界范围的疫情蔓延，各国科学家、学者、科技企业采取积极行动，加紧研发应对新冠病毒的药物及疫苗，在这场全球性紧急事件中，最终比拼的依然是科技的实力。而这离不开科研人员的努力付出和强大科技体制优势。因此，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创新体系依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市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