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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逃跑中的陶金国(化名)被杭州警察制服在地时，他突然声嘶力竭地大叫着：“我是一名艾滋病人，不要抓我，不要抓我……”他企图以这句话作为挡箭牌试图逃脱因为扒窃带来的惩罚。事实上，陶并非有意吓唬警察，他的确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据他交代，他并不是在杭州的扒窃团伙中唯一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这令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队长王擎昆异常不安…… 11月17日，杭州警方破获一广西鹿寨籍扒手团伙。当天中午，26人落入法网。之后，警方对这些人进行血清化验，竟发现26人中有12人被查明携带艾滋病毒。当天晚上，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将其中一名被查证感染艾滋病毒的覃某刑拘。这是杭州市警方首次刑拘艾滋疑犯。
杭州警方为之震惊。 荒唐逻辑扒手主动感染艾滋 11月20日，晨报记者奔赴杭州，采访了杭州西湖区公安分局。 该局刑侦大队副队长王擎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6名被抓获的扒手中，除了12名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外，他们还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乙肝、丙肝等多种疾病。目前，警方已经烧毁了他们的衣服，换了统一服装，将他们分别羁押在当地看守所和戒毒所。 据王擎昆介绍，被抓获的26名扒手在他们被抓获的一刹那，都声称自己是艾滋病人。 “得了艾滋病，警察就不敢抓了。”被抓获的覃某向警察如此解释。为此，他曾经用注射器把艾滋病同乡的血抽出来，注射进自己的身体内，让自己成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这个逻辑实在荒唐。”王擎昆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然而，更加荒唐的是，许多扒手在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并不恐慌，竟然普遍认为“只有吸毒才是救治艾滋病的唯一方法。”为此，他们又拿出偷来的钱财去吸毒，其中几个被强制戒毒过后又复吸。据警方了解，这些扒手大多都是用一支针管大家轮着扎，结果是互相被感染。 另一件事情则令王擎昆感到问题的严重，当地某派出所抓住一个小偷，查出一封来不及发出的信，信里他让同乡赶快来杭州，他在信中说：杭州人钱多而且好偷，杭州警察也不打人，只要你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刑侦大队一位资深警官告诉晨报记者，据抓获的一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小偷交待，他们最爱去超市、商场、菜场。他们经常出现在杭州的东站、文一路、教工路、西溪路附近，翠苑夜市及周围的录像厅、高校附近的草坪、翠苑的农贸市场等地方。他们觉得最好偷的部位是双肩包和上衣口袋。最容易得手的地方是：夏天的湖滨草坪—————很多人在那睡觉，往往被偷了还不知道，有些青年光顾谈情说爱，手机放在身边很易被偷。夜市—————结伴购物，说得很热闹，包被割了还浑然不知。 问题严重6年查出百余艾滋扒手 王擎昆说：“这些人大多是外来人员，最表层的危害是构成治安隐患，但他们以艾滋病为由更加让人担心，一方面他们自身间相互传播，另一方面传播给其他人群的可能性也很大。” 据悉，今年3月，杭州西湖警方在一次反扒窃活动中抓获10名犯罪嫌疑人，这些人来自广西，都有偷、拎、扒的犯罪行为。10人中有5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警方当晚只得无奈将这5人释放。 而早在1997年5月29日，西湖区公安分局就摧毁了一个外省在杭的特大吸贩毒盗窃团伙，抓获涉案人员50多名，其中有18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于是，“艾滋病”这个词首次在警方案卷中出现。杭州方面为此包了一节火车车厢遣送他们回乡，然而，负责遣送的警察还未回到杭州，几个被遣送者已在杭城露面，不到一个星期，这18个人又陆续回杭。 从那时到现在的6年间，杭州警方在这些扒手人员中累计查出了100多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他们中84.8%是青壮年，年龄最小的才12岁。 “因为多年走南闯北流窜作案，一些嫌犯对各地犯罪成本也有比较，他们认为，在杭州偷窃比较容易。”王擎昆说。 那名姓覃的艾滋病扒手还告诉王擎昆，“杭州人比起广州人爱显财、胆小。杭州人的钱夹多放在外衣口袋里，广州人放在里面衣服的口袋里；杭州人自我保护意识差，大妈买菜时把钱放在透明塑料袋里，小姑娘逛街喜欢把手机扣在双肩包的带子上。” 同时，王擎昆告诉晨报记者，在杭州市疾控中心的统计人数中，有的就是警方发现的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后来，杭州市疾控中心根据公安提供的资料，曾对这部分感染者进行随访，有的被告知死了，有的被告知好多年没这个人消息了。 “那么您估计，到底还有多少类似的携带艾滋病毒的扒手流窜在杭州？”记者问王擎昆，他的回答是：“不少，但很难掌握到具体数目。” 法律空白抓人之后还得放人 对于这些无知的携带艾滋病毒的扒手，当地警方显得非常无奈。 西湖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施警官向晨报记者讲述今年6月19日发生的一起针对艾滋扒手的打击活动。 当日晚上8时左右，区刑侦大队“反街头犯罪活动小组”来到杭州市古荡区一家超市门口。 “这片地区处于城乡结合部，周围有许多学校，学生多，又全部是露天的小摊，这些艾滋扒手最爱挑这种地方下手。”施警官说，他当时和同事许警官一前一后，穿行在那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其实，我们对‘猎物’的一切情况，早已了如指掌，他们大多租住在附近民房里；当时，活跃在这一带的吸毒者有十几名，大部分来自广西某县，因共享针头吸毒而感染了艾滋；他们每天晚上出来，就是偷东西，然后买毒品。” 施警官告诉晨报记者：“我们经常这样跟着他们，一直等他们正在行窃时，把他们抓住，让他们把东西归还失主。然后，放了，没办法。”施警官双手一摊，无奈地摇摇头。 有趣的是这些人在被抓时也从来不反抗，“因为他们知道抓了之后我们还得放他”。 携带艾滋病毒的违法犯罪分子应该怎么处置？这不光是施警官所在一地公安部门所面临的困惑。施警官说，他第一次抓到携带艾滋病毒的小偷后，“我们报防疫站，他们登记完就走了。我们问，人怎么办？防疫站说他们不要。我们也没敢把他们关起来，那么多人关在一起，如果他把别人感染了，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从某个角度看，警察与艾滋病扒手的故事更像是一个黑色幽默，我们每天跟这帮人打游击，抓进来，至多帮事主拿回物品，然后放人。”说此话时施警官一脸的无奈。 相关链接 今年3月，杭州市两会期间，一位来自政法系统的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份《关于切实重视解决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吸贩毒违法犯罪人员收容治疗问题》的议案，建议在杭州建立收治这类人员的工作机制，对这类因患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而难以执行劳改或劳动教养的人员进行封闭式集中收容、观察、治疗。另据了解，温州已开始筹建一个专门收治传染病的违法犯罪人员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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