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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政坛上，曾经有一位被国共两党不遗余力争取的人物，这个人就是罗隆基。档案中罗隆基的称谓是著名政治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和民盟中央副主席。历史上更真实、更辉煌的罗隆基则是“新月”派的重要人物、胡适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三个火枪手之一，文笔犀利、言辞激烈。尤其是1946的政治协商会议和南京和谈中，他作为“第三派”的代表是任何一个研究二十世纪历史的人都绕不开的人物。但除了这些，他还有一个身份——“南开人”。罗隆基自言，他第一次得知“南开”的名字是在清华上“中等科”时。一次，学校里有位美国女教员请学生吃茶，茶会场中那位教员突然正颜厉色地同这些小学生说：“孩子们，你们将来都得学南开学校的张伯苓。假使中国多有几个张伯苓，中国——定会强的。” 等到1931年罗隆基因为在《新月》上发表的社评，被蒋介石“驱逐”出上海，他来到了天津南开大学任教，从那以后南开的秀山堂、思源堂、芝琴楼、图书馆、实验室……都成了他生活经历的一部分。
并且，他还有一段和南开“患难与共”的经历。1932年初，罗隆基在南开大学任教授的同时兼任《益世报》的主笔。“秉性不改”的罗隆基将《益世报》变成了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阵地，他天天写社论、天天骂蒋介石，骂得越痛快，报纸的发行量越大。《益世报》成了当时国内很有影响很受欢迎的报纸之一。当然他也就成了蒋介石的眼中沙，蒋介石间接或直接的向罗隆基提出威逼利诱的交涉，但罗隆基没有接受这些警告和干涉。1933年秋天，国民党政府忍无可忍，派了四个特务来到天津暗杀罗隆基。特务为了行动顺当，一到天津就去拜会相当于上海杜月笙的天津帮会大亨——潘子欣，请他支持配合。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潘子欣和罗隆基是老相识，占码头的人讲义气，哪会帮别人暗害自己的朋友。潘子欣听罢来者之意，就说：“我不认识罗隆基，事情先让我考虑一下，再行答复。”这样就留下了通知罗隆基的时间。某一天下午，潘子欣派汽车将罗隆基接到了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家，秘密地劝说罗隆基离开天津以确保安全。但罗隆基认为此时兴师动众反倒更是不安全，就决定闭门在家，白天不来南开上课，夜间也不去《益世报》办公，静观其变。一个星期后，潘子欣来到他的家中说：“事情已经解决了”。南京来的特务无功而返，罗隆基也以为自己已躲过一劫，每日照常来南开上课。一个清晨，罗隆基在家里接到了一个“学生”的电话，问“罗教授今天是来上课吗?”他不假思索的答道“是的，我来的。”挂了电话后，他顿生疑惑，学生何至用电话来询问教授是否上课呢？他就立即问南开总机，是否有学生向他打过电话？答复说“绝无此事”。于是，他更加警惕，放弃了自备车换了辆报馆的旧吉普。一来换一个车牌号可以躲避特务的注意，二来这个司机是机灵胆大、身材高大、驾车熟练的年轻人。罗隆基还有意避开了日常的路线，选择了绕道八里台、海光寺的小路去学校。因为这条路很窄，右边是小河，左边是陡坡，所以是禁止大车通行的，这样他觉得安全些。 可就在要开到南开大学的时候，迎面来了一辆敞篷的大卡车，司机嘀咕了一句，“你看，这样窄的路，怎么能对面通过两辆汽车呢？”就赶快把自己的车开到较宽的地段准备让路。就在这时，大车看小车里面的情况可能看得不清楚，但在小车里的罗隆基却看清了卡车上站着四个身着制服的壮汉。他立刻躺倒在座位前面的空隙处。两辆车错车时，车上的壮汉掏出手枪居高临下的连击十数枪，司机惊慌道：“这是干什么？”罗说：“快走，不要理他们”，司机回头一望，子弹都已打在了后排座位上。道路狭窄，卡车根本没办法调头，他的车子也很快就开进了南开校内。 罗隆基仍保持镇定地走到教室讲课，课后他将途中的遭遇告知张伯苓校长。张校长闻之后，十分气愤，一面与市长通报，一面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缉拿凶犯。当晚天津的大街小巷就有传闻，罗隆基已身种十余枪而毙命，第二天上海和北京的远方亲友向罗家至悼电，表示问候让家属节哀顺变。据说，同日夜间，胡适在北京就闻知此消息，亦通过电报向蒋介石表示抗争。 结果，《益世报》还是在1934年7月被迫停刊了。值得庆幸的是，罗隆基仍然留在南开任教。 他在南开的经历应该叫做“死里逃生”，这也使得他和南开有着非比寻常的感情。他曾在1934年10月17日的《南大半月刊》第十五期上，书写过这样的对南开期盼：“她培养出来的一种精神。这精神，叫她做‘伯苓精神’、‘南开精神’都可。……有了这精神，南开怕什么?有了这精神，南开……是可以保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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