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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的邀请，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将于今日乘专机抵京，开始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985年8月，时为克格勃少校的弗拉基米尔·普京来到前民主德国德累斯顿，开始了他在那里近4年半的生活。虽然他这段工作时间不长，但这却是其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一位当初在德国与普京一起共事、现移居捷克的名叫弗拉基米尔·乌索利采夫的克格勃退役军官最近就普京的这段经历和工作写了一本书，书名为《战友》。限于篇幅，下面摘译的仅是本书中的几个片断……
-好友举荐 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是苏联在欧洲的主要对手，民主德国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前哨和其特工部门较量的舞台。因此，苏联克格勃将许多特工派往民主德国。柏林专设有克格勃本部，其全称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克格勃本部，各地区设有克格勃代表处，编制一般为3至7人不等。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简称“斯塔希”。克格勃人员随身携带有“斯塔希”证件。 我和普京是在德累斯顿克格勃代表处邂逅相识、一起工作的。包括处长拉扎里·拉扎列维奇上校在内，我们代表处一共是6个人。按规定，克格勃派驻国外所有特工的工作都是有期限的。我们代表处也是定期进行人员轮换，往往是有的走，有的来。时值1985年夏，来自列宁格勒的鲍里斯在这里的工作期限马上就要届满了。根据以往经验，参与轮换的大都是红旗学院的应届毕业学员。因为，该校多年来都是专门负责为克格勃培养情报干部的。鲍里斯由此断定，前来接替他的八成也是红旗学院某个应届毕业学员。这时，他自然便想起了他早就结识的同乡好友普京。 返回德累斯顿后，鲍里斯立即将上述信息向处长拉扎列维奇做了汇报，并当面推荐说，他的好朋友普京应是最佳人选。 拉扎列维奇欣然接受了鲍里斯的推荐，认准了普京。他随即开始抓紧“活动”，与有关各方密切协商，结果很快便如愿以偿。 -搜集情报 当人们得知我和普京曾一起在德国工作过的时候，他们中常常有人好奇地问我：“当初你们在德国都做什么？普京都做什么？他干得怎么样？”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谈及当时工作，现在已无什么秘密可言。其实说来也简单，那时我们做的不过是一些日常性情报工作。当然，普京也不例外。 在拉扎列维奇上校的领导下，我们全处首先是上下齐动手，执行以下所谓集体任务。 当初莫斯科把北约当做主要对手，自然就对其各国的任何情报都感兴趣。因此我们所做的，实际上也就是针对北约的日常性情报工作。情报具体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主要是：我们感兴趣的国家各政党情况及其内部趋向，其现任和未来领导人情况，他们中谁有可能升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这里重要的是，要弄清他们是何许人，他们都是在做什么，做得怎样。此外，还须弄清我们感兴趣的各国外交部都是在做什么，它怎样就世界各地的各种问题制定自己的政策。或者说，我们的对手对某些重大问题(诸如裁军谈判等)将持什么立场。如此等等。不用说，北约及所属国家的军事情报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当时东德一些不满社会现状的人纷纷移居西德。克格勃在这些人中发展间谍相对较为容易。这些东德人虽然对其社 会现状不满，但他们并不反对戈尔巴乔夫。我们的主要根据是他们都相信这样一点：如果美国人撤出西德，苏联也一定会从东德撤军。这些人迁居西德后即成为那里的新公民。我们设法在他们中间招募间谍，令其向我们提供情报。那时在西德潜伏的克格勃间谍大约不超过20名。我们只是象征性地给他们点零花钱，他们交一次情报，有时我们才只给50马克。这些为克格勃提供情报的人有时竟不知道他们是在为谁工作。我深信，他们许多人都是双面间谍，他们同时还在联邦德国侦察局或联邦德国护宪局领取报酬。 执行代号为“光线”的秘密行动，是驻民主德国各地克格勃代表处的重要任务之一，其具体任务就是密切监视民主德国领导人。莫斯科要求我们随时向其提供有关民主德国政治形势的情报。但我在这里必须指出，莫斯科这样做，并不是要推翻时任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的昂纳克，而是要提醒后者注意清除其党内某些心怀不满的分子和对“斯塔希”持批评态度的特工及宗教活动家。 莫斯科搞“光线”行动还另有缘由：40年前，即1945年2月，英美两国飞行员对德累斯顿进行了狂轰滥炸。但1985年2月，昂纳克竟邀请当年参与此次轰炸的一些英美飞行员前来出席二战中被摧毁的塞珀歌剧院重建落成典礼。莫斯科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昂纳克此举是有意对其疏远，而主动与英美套近乎，从而抬高英美盟军在二战中的地位。落成典礼那天，克格勃在塞珀歌剧院广场布置了暗带传声器的便衣人员。这样，昂纳克的讲话就直接传到了克里姆林宫。 以上所谓集体任务不胜枚举，作为代表处一员，普京当然也大都积极参与其中。 -时局突变 1989年11月，柏林墙轰然倒塌。自此，时局突变，我们也陡然陷入困境。一天，数以千计愤怒的示威群众走上街头，进而冲击“斯塔希”机关。我们办公楼四周也聚集了许多示威者，其中一些人甚至试图冲进我们大楼。情况危急。楼内有大量机密文件，但我们却无力有效地予以保护，因为我们这里平时只有几个警卫值勤。危急时刻，普京挺身而出，疾步向示威者走去。他自称是德语翻译，遂以流利的德语，客气地问示威者想要干什么。普京耐心解释说，这里是苏联军事机关，劝他们尽快离去。但这些人个个横眉竖眼，充满敌意，显然不肯就此罢休。情急之中，普京给驻当地苏军打电话求援。但是，他得到的却是冷冰冰的回答：“没有莫斯科的命令，我们什么也不能做，而莫斯科却始终沉默无言。”这之后又过了好几个钟头，我们的军人总算赶到了现场，示威者这才四散而去。 这之后，局势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们再也无法继续坚持工作，只得尽快撤离。接着，我们便奉命做撤离准备。这准备工作相当繁琐，其中首先要做的是不舍昼夜地处理文件：有用的存档，而后发回莫斯科；没用的，则一律销毁。由于销毁文件量大，时间又紧迫，我们甚至把一个火炉子都烧坏了。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及时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和来往，我们的谍报网也随之停止了一切活动。 在德几年，我和普京相交甚笃，相知甚深。因此，我们在一起总是不遮不盖、无话不谈。我认为，普京当时的言行就已充分表现了一个政治家非凡的洞察力。在我们私下交谈时，他尖锐地指出，柏林墙倒塌势所难免。苏联迅速丧失在欧洲的阵地固然令人扼腕，但这也是一种必然。不幸的是，这话竟被普京言中了。此后苏联解体的严酷事实恰恰印证了他的上述预言…… 1990年新年刚过，我们即开始撤离。国家前途未卜，命运岌岌可危。踏上故土的那一刻，普京真正是胸怀忐忑、忧心忡忡。作为热烈的爱国者，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牵挂自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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