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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我国的干部队伍中，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还出现过像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这样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执政为民的好“公仆”。但是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环境下，少数的意志薄弱者经不住金钱的诱惑，沦落为贪官，也是不争的事实。 试凡贪官，尽管位高权重，家财万贯，但精神空虚，内心惶惶不可终日，就往往求天拜神，企求在缭绕的清香里，在虔诚的叩拜中，避邪呈祥，逢凶化吉。然而，在这种浓浓的 迷信情结背后，隐藏着的其实是更大的腐败！一幕幕乌烟瘴气的迷信活动被揭露，一批批腐化堕落的官员被查处，为何此种丑剧直到今天一再上演？这就不由得我们不深思了……
专家点评：贪官迷信探源 腐败：必然导致宿命论 贪官迷信之“群丑图” 腐败者有的迷信“风水”好坏，有的相信数字、日子的吉凶，有的热衷烧香拜佛、笃信占卜算命。可以说，五花八门，丑态百出，穷形尽相。 丑相一：命中注定要发财 福建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促使其跨出卖官鬻爵这一步的“动力”之一，竟源于他的一次算卦：在上任前的一天，丁仰宁和老婆到庙里抽了一个“上上签”，签上说他是“百万富翁”。当时还清贫的丁仰宁对此深信不疑，自认为他的发财是“命中注定”，他收受贿赂、大肆卖官非法攫取100多万元……丁仰宁自己说：“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休没本钱。” 丑相二：领导带头作法事 在个别地方和单位，封建迷信活动已不光个人参与，而发展到由单位，甚至“组织”出面集体参与。有些迷信活动，正因为是组织出面的，所以往往披上“合法”的外衣，因而其影响和危害也就更大，不能不引起我们警惕。 湖南省双峰县法院一法警不慎从该院4楼跌落身亡，法院党组于是集体讨论决定，由单位报支600元经费请“法师”到法院大楼“驱鬼祛邪”，一时间法院大楼内锣鼓震天，灵符飞舞，“法师”从办公室到法庭，从食堂车库到领导住宅，一间不漏地“作法”；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卫生局在办公大楼搬迁时，在局长的主持下，全体干部职工跟着“道公”大做“法事”，有的官员甚至脱光上衣，头戴草帽跟着“道公”团团转，现场一片乌烟瘴气； 山西交口县主要领导在县委大院里埋“镇邪物”、“升官符”，也是“代表县委县政府”——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数十名党政干部于夜深人静之时，齐刷刷跪在摆放在县委大院的香案前，虔诚地埋下了“镇邪物”和“升官符”。更为可怕的是，正当交口县一些人热衷于埋“镇邪物”、建牌楼、修看守所和女儿墙“准备升迁”时，县城竟传出这样的“谣言”：等县城死了100名已婚男子，将100名妇女变成寡妇、将数百名孩子变成孤儿时，县委大院的“风水”就好了，书记、县长就可以“当地委书记、当省长”了。幸好此时代不是彼时代，县委书记不是秦始皇，不然“红头文件”一下，弄出个“焚书坑儒”，也未可知！ 以组织的名义进行，实际上是把迷信组织化，这就使得一些不迷信和不愿参与迷信活动的党员干部，也不得不卷入其中，从而加剧了封建迷信的蔓延和泛滥。 丑相三：崇拜“大师”实为升官 “官迷”者，是渴望当官和当更大的官；“迷官”者，是不把“官”当作人民赋予的权力，而认为是祖上的阴德和神灵的庇佑。一些腐败分子“官念”作祟，梦想当官、当大官，却不通过努力学习，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勤奋工作，多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通过取得良好的业绩来赢得党和人民的信任，而是把升官发财的希望寄托在巫婆神汉，或一些所谓的“大师”身上，通过占卜算命，来求得仕途亨达。 河北省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迷信“女大师”殷凤珍能够“预测前程”，并与其鬼混在一起。很明显，丛福奎迷信“大师”只不过是幌子，通过“大师”指点迷津意图升官发财，才是实质。 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也是个“官迷”，经常请“大师”预测前途。“大师”说胡有当副总理的命，只是命里还缺一座“桥”。欣喜若狂的胡建学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增加一座桥的办法，下令本将已按计划施工的国道改线，莫名其妙地穿越一座水库，最后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以完成“功德”，企盼步步高升，早日登上副总理的“宝座”。丑相四：“明修官道，暗筑钱仓” 一些政治素质不高、科学素养低下的党员干部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信奉”迷信的道路，并且打起各种各样的招牌，公开进行迷信活动。譬如，福建省政和县，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名义，耗资上百万元“镇妖、避邪”，建造了一座“七星塔”——当地群众称之为“风水塔”； 有打着“发展经济”招牌的，像浙江省乐清市石帆镇岩宕村筹资建庙，然后承包给一个巫婆搞迷信，村里则安排党员干部帮助管理和收费； 还有打着“为民办实事”招牌，如山西省临县临泉镇化林村支部书记高生文、村民委员会主任王元顺发动全村群众集资5万元建“大王庙”求雨抗旱——当县纪委决定对他们进行党纪处分时，两人还认为建庙是为群众办实事，感到很委屈。 丑相五：利用权力大修“活人墓” 在人均年收入只有1000多元的国家级贫困地区——重庆黔江石家区渗坝乡，一座刻写“官爵至五品”等碑文的“豪坟”，牵出受贿腐败大案。“豪坟”占地400多平方米，墓地有两处，分别是男墓女墓。墓碑高约2米，大青石制作，平整如镜，碑冠刻满麒麟、蝙蝠、龙凤等图案。墓四周有塔柏、桂花和万年青组成的绿化带，两尊雕刻精美的狮子威风凛凛屹立墓前；气势恢宏的朝门上刻着楹联：“遐远合乾坤，巍峨同日月”。该墓自1998年1月开始修建，历时近3年。仅砌“活墓”围墙，就让16名石匠耗费了两年时间。谁也不会想到，这两个墓穴是为活人--重庆市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副厅级干部冯文超修的！此案引起中纪委高度重视，并要求有关部门严肃查处。 2003年4月2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桩副厅级干部涉嫌案，轰动全国。几乎就在“活人墓”曝光的同时，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发现，邻近黔江的石柱县县城周围竟有600多座大墓、豪华墓，且多为领导干部所建！其中，时任黔江区委副书记、曾任石柱县县长的副厅级领导干部谭建祥为自己建造的大型“活墓”面积达180余平方米。 另据媒体报道，在津冀交界地带，不合法的墓地有几十座之多，占地少则几十亩，多则上百亩。墓穴有超大墓、豪华墓、高价墓甚至“活人墓”。昆明市有关部门执法人员在铲平西山160座“活人墓”的行动中发现，独自成型的“孤坟”、首尾相接的“鸳鸯坟”、“组团型坟、社区型坟”，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的还是成片规划的“豪宅型”墓。长沙岳麓区天顶乡中塘村，村民每天开门第一眼看见的已不再是满眼苍翠，取而代之的是遍布于山腰的一处处墓地。在40余座尽显死者生前气派的墓穴中，最壮观的3座竟是生者早早为自己备下的“活人墓”。何人所建？知情者说：“修这些豪华大墓的，不是大款就是大官。” 大造“活人墓”，不仅仅是违纪和迷信的问题，而且严重违反《土地法》、《殡葬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其中泛起迷信沉渣和腐败流毒，敲响了领导干部廉政建设的警钟。 丑相六：哭灵只为给上司献媚 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的继父去世，手下的几名乡官不惜跑数百里，到他的老家鄢陵县去奔丧，他们披麻戴孝跪在灵堂前，痛哭流涕，比死了亲娘老子还要伤心。众人怎么也劝阻不住，后来还是杜书记亲自出面，说“行啦！行啦！知道啦！”这才打住。后来这几位乡官分别被任命为县城建主任、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和常务副县长。卢氏县的乡官们之所以把“孝子”的角色扮演得如此投入，用实际行动向杜书记表“忠心”，是另一种献媚手段，另一种变相的买官伎俩。哭灵哭出了杜书记的信任，杜书记一句话，一顶顶乌纱帽就戴高了。这种官场的升降无序，使得一些官员整天不是谋事而是谋人，心思没有花费在工作上而是用在歪门邪道上。这种把升官的希望托付给大官个人，势必存在着某种不可知性和隐秘的变数，于是只好求拜冥冥之中的神灵保佑了，悲哉！ 贪官到底“迷”什么 杏黄旗、风水盘和富贵签，代表着一个旧的时代。社会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那些迷信的东西早已被“铁杵扫光”，我们原以为它们会被时光带走，不留痕迹。不曾想今天又沉渣泛起，变换着各种外衣卷土重来，有甚者竟在官场堂而皇之地展开。我们不禁要问：贪官迷信些什么呢？在此，本文撷取几点，算作管中窥豹吧。 一、迷信“风水” 这些人认为“风水”可以“造人”，“地灵”而后“人杰”。有了好“风水”，就可以财源广进，仕途大顺。 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就是一例。县政府的门楼比县委大院的高，杜保乾认为是压住了县委的“风水”，竟强令拆掉。 另外，一些地方主要领导由于政绩不突出，长期得不到升迁，就认为是自己工作的单位风水不好，所以就积极地“补风水”。还说山西交口县吧，县委、县政府机关大院内就埋藏有所谓“镇邪”之物：写有符咒的方砖一块、瓦四片，木刻罗盘一个，铜镜一个，砚台一套。“镇邪之物”埋藏在大院正中长达6年之久。它原是6年前，当时的交口县领导请来的一个名叫马明生的风水先生埋的，据马明生说：交口县四大班子所在的机关大院“风水”有问题，县委、县政府所在的主楼偏低，县人大所在的西楼比东楼高，是“白虎压了青龙”，不利于主要领导升迁，只要补补“风水”，保证县里能出四个地市级、两个省级干部。风水先生马明生也因而得到县主要领导的赏识，一时成为交口的大红人，由此，当地的风水活动之红火就可想而知了。 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建筑工程管理局的职工，曾从该局办公大楼下面挖出来一块据说可以使人升官发财的“镇邪”之物，高约500厘米、长约300厘米、厚130厘米，正面写着“天乙贵人得位”，背面写着“阴阳联合气，生高天乙”。据说，这是专门从浚县请的风水先生施过法的“镇物”，埋在这里是为扭转局里每况愈下的局面。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3年过去了，该局并未走出困境。 二、迷信数字 浙江省富阳市原市委书记周宝法迷信可谓到了痴的程度。他非常讲究吉利，喜爱“8”字，坐车要带“8”字的牌照，出门要选有“8”的黄道吉日，甚至连开大会也要定在逢“8”的日子。他还经常向人夸耀自己的名字每个字都是八画，连起来就是“发发发”。重庆修筑豪墓的冯文超在任期间，黔江地区每年的烟草工作会，都固定地安排在“要想发，不离八”的正月初八开，且非常注重营造气氛，要大放鞭炮及彩球；还有的腐败官员另一种思维是认为官出于“数字”。不顾事实，制造假政绩，隐瞒真事故；有的相信日子的吉凶，行贿受贿时还要挑好日子，拣吉利的钱财数目；有的甚至出门都要讲究个“三六九”，回家要在“二五八”。 三、迷捐款修庙 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信佛，捐给寺庙的钱大都是索贿受贿得来的。平时私下聊天也多讲佛事，俨然是一虔诚信徒；在与商界人士交往中，则以佛的名义，公开索要大量钱物。他贪得无厌却满口佛语，不知佛门人士听了，将作何感想？想必会惹得佛门公愤：你自己贪得无厌，执迷不悟就算了，怎么还来糟蹋佛法，玷污佛门。类似于丛福奎，经常出入于寺庙，大笔捐款，而暗地里索贿受贿、贪污腐化的官僚绝非仅此一例。想必贪官捐款大概是想获得佛祖保佑，获得此世的福报和下世的幸福吧。 贪官迷信心态种种 迷信现象在一般群众那里出现还可理解，因为封建迷信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而现在有一些党员干部，尤其是有些县级干部，却“不信马列信迷信、不信科学信风水。” 为何贪官“台上作科学报告，台下搞烧香祷告”呢？为何无神论的教育敌不过有神论的流毒呢？ 理想信念丧失。 一些领导干部不注重学习，不追求进步，有的还热衷于跑官要官，或者贪恋钱财，或者沉湎于灯红酒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渐蜕变，理想丧失，信念畸变，产生信仰危机。最后，便相信迷信，开始求神拜佛。人称“祁马列”的江苏省盐城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祁崇岳，年轻时就读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后又在盐城市长期担任宣传部长。在早年，他曾读过不少马列的书，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头脑中的个人主义思想恶性膨胀，这时他虽然也讲马列，但只是讲给别人听，或者仅仅挂在口头上，后来工作上出了问题，多次受到市委主要领导批评，他感到“进步”无望，于是便弃马列而“信仰菩萨”，“护身符”不离身，“祁马列”变成了“祁菩萨”。 “官本位”思想作怪。 那些口口声声自称“唯物主义”者的腐败官员并不“唯物”，之所以热衷于“求神拜佛”、“风水造人”，最主要的是他们已丧失了一名共产党员最起码的信仰，丧失了理想、信念，沦为十足的“官迷”与“迷官”。“官迷”与“迷官”在一些人的意识里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即把能否当和当上更大的官，寄托在“风水”上，并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贪官们“从群众中来”，最怕再“回到群众中去”。这又不能不说是科学时代的悲哀。如果说这种人不腐败，谁信呢？ 精神空虚，寻求寄托。 江苏省南通市原副市长潘宝才，精神空虚，最大“嗜好”就是供佛烧香，甚至连收礼也特别喜欢人家送金弥勒佛。贪官内心里难道真的就相信“因果报应、轮回转世”吗？设想贪官如果真的这样信佛法，那么他们还会“以身试法”吗？其实，贪官们求神拜佛，并非为了激发自己内心的慈悲之念，而是因做了恶事内心恐惧，求得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庇佑，给自己那颗肮脏、惶恐的心灵寻找寄托和归宿。贪官们是爱钱的，于是企图通过收买寺院里的僧人、菩萨来得到神灵和佛祖的保佑。 所以贪官们在寺庙里花钱大手大脚，从不吝啬。但是，世上没有这样的宗教，能够给那些肮脏的心灵提供寄托。如果历史上“有”过，也只能是邪教，却早已被正义的洪流冲刷得不留痕迹了。对于贪官们来说，既然世上没有这样的邪教，那就把求神拜佛作为心灵的皈依之所，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心存侥幸，幻想逃避。 每当反腐风云激荡之时，贪官们总是惶惶不可终日，戚戚如丧家之犬。案未发时，疑心重重，总觉得自己已被人盯着，防这防那，疑这疑那；反腐风声急、形势紧时，担心自己被别人举报，或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因而诚惶诚恐；案将发时，又心存侥幸，以为不会查到自己头上；案发后，忧心如焚，既忧自己会落得何种下场，又忧与自己有牵扯的老婆、孩子等。贪官之所以相信占卜算卦，烧香拜神，对迷信“虔诚”，只是想通过对神的“诚心”，求得神的保佑，存着侥幸心理，企图逃脱惩处。 破除迷信：还政治以文明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如果把迷信当作真理顶礼膜拜，社会风气怎能清净，群众利益又有谁来维护？迷信思想“害莫大焉”，它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的回潮、滋生和蔓延，是对社会风气的污染，是对科学发展的亵渎，是对现代文明的挑战，更是对党的政治形象和党的事业的极大破坏。对此，绝不能等闲视之。 破除迷信，崇尚科学，走向文明，现已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的迫切要求。德国诗人海涅说过：“人的理性粉碎了迷信，而人的感情也将摧毁利己主义。”对党员干部来说，坚定正确的信仰，破除陈腐的思想，丰富健康的精神生活，摈弃恶俗和一己私利，是一项尤为迫切和紧要的工作。相信群众还是迷信鬼神，一事当前是“问苍生”还是“问鬼神”，归根结底是个世界观问题。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做一个坚定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任何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排除任何形式的唯心主义的干扰，始终保持强大的精神力量，坚定清醒地把握规律和全局，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气魄迎接困难和挑战，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当然，仅靠自身觉悟是不够的，还须加强民主制度建设，把领导行为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此外，要走“依法治国”的路子，用强有力的法律手段来保障和约束我们的党员和干部。 党的十六大报告已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的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站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深刻领悟“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真谛，恪尽职守，自觉、严格地要求自己，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彻底破除迷信思想，只有这样，才能还政治以文明，还社会以月朗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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