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还来不及梳理其来龙去脉。但可以肯定的是，变化已经发生，并将深刻改变世界全貌。
重要商品的“进口替代”趋势将加剧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撬动当前的“逆全球化”动态，促使世界格局中业已存在的矛盾更趋复杂。面对当前局势，一些美西方领导人应对危机的第一反应是以牺牲包括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为代价，来优先解决自身困难。美西方的表现让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一旦本国处于困境，无法指望发达国家提供真正而实在的援助。与此同时，由“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来拯救“较弱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情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绝对不曾被世人想象到，如今却是弱者生存的一大希望。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人类曾经拥有的对全球市场富足度、多样性的感知正在快速流失，西方发达国家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不再拥有安全感、舒适感。事实上，疫情过后，各国将更加努力地追求“比较优势”，因为一个没有能力生产防护装备、医疗设备的国家，是无法从国际市场上以合理价格购买到这些商品的，其代价是疫情快速传播，导致大量民众丧生。无疑，对习惯于国家不干涉经济、市场利润最大化等西方经济理论的国家，这是一大挑战，其结果是政府监管如今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冲击是长期的，将促使各国经济行为发生重大变化，重要商品的“进口替代”趋势将加剧。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狂热地增加防护口罩生产，而工业发达国家则在努力生产呼吸机。疫情过后，医疗防护用品、设备的需求虽将不可避免的减少，但“全球卫生危机如果再度爆发，需要依靠本国自身生产能力”的历史记忆将会重现。此次疫情证明，全球医疗产品出现生产危机将导致许多人丧生，美西方一些人以此为依据，制造减少对中国医疗产品、药品“依赖”的喧嚣。当然，这是一个消极动态，美国一些人欲借此实现其“西方经济与中国脱钩”的计划。
后疫情时代各国更愿意参与全球治理
未来数年，世界各国的“医疗民族主义”趋势将持续下去，甚至将变得愈加强烈，保护本国公民生命将继续成为所有民族国家的优先事项。但是，其中也可以“化危为机”，民族国家在疫情过后更愿意顺应新现实，参与就全球治理新规则、新机制的直接对话。在此进程中，中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在经过一番有关价值观和理想的高谈阔论后，西方国家在疫情期间开始了一场并非针对对手，而是在自己人之间的“零和游戏”。凡此种种，都将加速拆除旧有的全球化模式、创建全球化的新版本的进程。新冠肺炎疫情过后，西方世界曾经引以为傲的“制度自信”将不复存在，也不会给世界市场、昔日盟友增添信心。与此同时，民族国家的作用将显著增加，其将部分主权转让给“超国家结构”的意愿会显著降低。此外，人们还日益认识到，单靠本国力量无法克服所有困难，而应促进建立更加平等、公正和互利的新型国际关系。
世界主要国家运用知识、能力在卫生健康领域采取联合行动，将能够拯救地球上许多生命，不排除类似场景将在同新冠病毒斗争中出现。然而，人们不应坐等奇迹发生。西方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将继续下去，其领域将涵盖生物、制药以及医疗保健创新技术等。随着西方国家民众越来越激烈地质问其政府在抗击疫情方面的低能表现，西方政客们将“莫须有”地指责中国，意图转嫁本国的愤怒情绪。中国将有力量、智慧做出恰如其当的反应。中国将不改初衷，不会重回封闭，而是将继续努力在信任、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致力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维持经济增长需要全球共同努力
更加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正在到来，其严重程度甚至远超2008年。美国乃至全世界正在重演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大规模失业潮即将到来，将深刻影响世界政治进程。为避免重蹈覆辙，人类需要共同努力，寻找共同维持全球经济增长的机会。在拥有良好意愿之外，世界各国政府还需提高预测未来的能力，并理智地影响、引领经济发展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跨国旅游业蒸蒸日上。疫情过后，该行业前景尚不明朗，如何平衡人们“希望休闲”与“害怕长途旅行”的关系将是一个待解难题。可以确定，全球气候变化话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不再尖锐。在大规模停产背景下，环境明显得到改善，但对这一话题的报道并未引起强烈共鸣。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大萧条”，公众更关心的是流行性疾病、个人收入等一系列现实问题。
尽管断言新冠肺炎疫情会对文化、行为、社会心理产生什么具体后果还为时尚早，但“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的论断并非危言耸听。对此，中国比西方国家准备得更好，中国领导人很早就提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就在不久以前，不仅很少人预料到美国特朗普政府会放弃“领导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更少人预见到中国能够率先战胜疫情，并成为全球第一个向遭受疫情煎熬的世界各国伸出援助之手的主要大国。
（作者：亚历山大·洛马诺夫）
